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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及钱引一、交子交子的起始，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信仰之始最新章节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是一种具有纸币某些特性而以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其开始发行的时间，应是李顺起义完全被平定后的二三年间，即咸平元年（998）前后。但到景德二年（005）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益州知州张詠采取在嘉州、邛州增铸大铁钱，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与铜钱、小铁钱“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次因铁钱缺少而由私人发行的交子，可能即因此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这次则是因铁钱重流通不便，而由私人联合发行的交子，有了具体的记载，是“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其后不几年，即发生“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在官府的干预下，每一贯（一千钱）交子，多的也只得到七八百钱。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大中祥符末，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而未成。天禧四年（020）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后，立即采取令交子户“收闭交子铺”，并且不准再设私人交子铺。天圣元年（023），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后，已是“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直接影响到商业的繁荣。薛田等人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交子）务，禁《宋史·食货志·钱币》。

    民私造。”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0年月2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益州交子务”设立。

    这次发行的官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票面可能也是印刷有“屋木人物”的图案，“仍起置簿历”，票面的钱数也是写上的，与以前私人交子是临时“书填”，还是“贯（数）不限多少”所不同的，官交子是预先在“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而且是只有“自一贯至十贯文”固定的票面，再“合用印过上簿封押”，交子制造完成；发行交子还要“备本钱”，即是要有“发行准备金”，已与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发行情况类似。世界历史上首次可称之为“铁钱本位制”纸币的“交子”，印制（票面书写贯数）开始的时间，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0年3月9日）起首书”2。

    交子印制完成后，“逐旋纳监官处收掌”，等待人户以大、小铁钱来兑换，监官“依例准折”，而且按“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将铁钱收储，“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即成为市场流通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当与传世的“钱引”相近。

    印制交子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所以也称为“楮币”、“楮券”（包括南宋的“会子”）。纸质虽较好，但仍不适于长时间使用，以及可能为抑制假币，交子是分“界”（分期）发行与使用的，前期是每二年为一界（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都在二月开始发行新交子，并收回旧交子，以后每界改为七月发行。熙宁五年（072）又定为仍是每二年发行一界，每界发行额也仍为25万多贯，但新旧两界交子同时行使，每界行使四年，实际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基本上仍在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内，有时由于朝廷的措施失当，造成交子的贬值。元祐元年（08），苏辙说“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者”，由于“官自买茶”，“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

    交子票面的面额，自宝元二年（039）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五贯者占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但这两种交子面额的数额过大，实际上大量数额较小的商业贸易，不得不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将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两种，一贯的占总发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的占十分之四，适应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熙宁二年，曾设交子务于潞州（今山西长治）推行交子于河东路，因恐“有害入中粮草”及“矾、盐不售”，于次年七月即罢。熙宁四年正月时，交子法已行于陕西，但同年四月亦罢。熙宁七年，又行交子于陕西的永兴军、秦凤两路；到九年时，又因“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而再次罢行。元祐末，四川交子可能又已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094）时，“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成都府路）乏用，请更印制”。哲宗“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淳化元年五月乙未；卷23，宝元二年三月丁巳。《宋史·食货志·钱币》。李攸《宋朝事实》卷5《财用》；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财用门·楮币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及卷0，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宋史》卷8《食货志·会子》。但《山堂考索》、《宋史·食货志》记此次私人发行交子，是真宗时“张詠镇蜀”期间所为，似误，因张詠自景德四年六月至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任昇州知州。

    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多缗。元符元年（098）又增印48万道（贯），增为每界印制88万贯。到北宋末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02）至大观元年（07）数年间增印交子，少则200万，多至00万，共增印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二、钱引崇宁“四年，今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推行于除福建、两浙、江南、荆湖、广南以外的江北、华北广大地区。只有四川仍称交子，并按原式样印制。但“钱引”“诸路行之不通”，次年即不再印制，而已在“民间者，许贸易”流通，逐渐收回。

    “大观元年（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此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由于大量印制纸币，引起严重贬值，贬值至票面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大观三年，只得从第四十四界起，将发行量限为天圣时的25万多贯，流通地区也限在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同时又对第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数以千万计的钱引，不再换给新钱引。次年，又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发行钱引的“本钱”（发行准备金）。当政和元年（）发行四十五界钱引时，为减少纸币流通量，决定停止发行四十五界新钱引，如发生流通量不足，则增印一部分四十四界钱引。经过十多年的整顿，至“宣和中，（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指限量发行），至今（钱）引价复平”。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

    南宋时，成都钱引务仍按每二年发行一界钱引，行用于川陕地区，钱引票面面额仍固定为一千和五百钱两种，虽仍以天圣时的发行量为额，但从一开始就增加发行量，少的0多万，多时以千、百万计，大大超过流通量的实际需要，因而不断贬值。庆元时，“每引钱一千，民间直（值）钱七百以上”。嘉定初，“止直铁钱四百以下”。换界之际，有时“仅售百钱”。嘉定元年（208）、三年，两次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缗），钱“引直（值）遂复如故”。四川钱引通常是二界、三界通使，常是快到界满时才下令延期使用，引起旧钱引价值的波动。淳祐九年（9），改为每界钱引使用0年。

    宝祐四年（25）南宋朝廷决定四川改行会子，称“四川会子”，咸淳五年（29）“印造毕功”，“岁以五百万额”，使用新纸币“会子”。南宋的纸币“会子”、“关子”

    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3）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首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栾城集》卷3《论蜀茶五害状》。

    《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0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50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发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发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发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所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59）发行关子、公据时，首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发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发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年3月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发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0万贯钱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发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发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2。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8）又在首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发行，最初未定发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首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00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0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发行，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000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000万贯，以后的发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发行准备金）《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发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发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发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20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000万贯（第七界起每界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第十三界发行量更增为4700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20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发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2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

    三、铜钱关子景定五年初，决定发行新纸币“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其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的贵重，不同于已经贬值的“铜钱会子”。同年十月，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十八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发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2，关子发行后只十余年，南宋即为元所灭。

    此外，南宋还在与金接界的淮南发行铁钱会子，乾道二年开始发行时称交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票面分为二百、三百、五百、一贯四种，后亦称两淮会子。隆兴元年在西北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洋州（今洋县），发行票面为一百、二百、三百的三种铁钱会子。隆兴元年还在湖北发行“直便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两种，也称湖北会子。

    南宋“银会子”

    南宋初，还发行了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银会子”，这是南宋名将吴玠（时任四川宣抚副使）于绍兴七年二月十四日（37年3月7日）开始发行于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南），票面分为一钱、半钱两种，每一券称为一纸，“一钱纸”四张或“半钱纸”八张，折合四川“钱引”一贯，一钱纸发行4万纸、半钱纸发行0万纸（折合一钱纸5万纸），当时可能称为“银纸”，银会子应是后来的名称或是“银纸”后来的别称，流通于阶（今《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卷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宋史》卷33《孝宗纪》；《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乾道三年正月引《大事记》；卷58，淳熙七年九月。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兴（今略阳）等州，都在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外，因而也称为“关外银会子”，银会子是由吴玠统率的右护军发行的，直到绍兴十年吴玠去世后，才归四川的地方官府发行。银会子每年更易，绍兴十七年七月，改在大安军（今陕西勉县西南）印制发行时，改为“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又增印一钱银券3万纸，并扩大行用于文州（今甘肃文县）。到宁宗初年，“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银会子的发行，反映了宋代白银货币性能的增强，白银在宋代作为皇帝的赏赐及官员、兵士俸禄的一部分，商业流通中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主要还是和黄金、珠宝等一样作为贵金属，并没有真正进入货币行列，银会子流通区域始终只限于关外地区，也反映了白银的货币性能不强。银会子虽是以银为本位，可能是虚的本位制，一钱、半钱只作为银会子的币值的符号，也许并不兑付相应的白银。

    《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2，嘉定二年五月甲寅；《宋史·食货志·会子》。

    第四节辽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牧业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0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2。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2。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3，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2。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3；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000，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0万4。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2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0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辽史·太祖纪》上。

    2《辽史·地理志》一。

    3《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2《辽史·地理志》二。

    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4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5。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5《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08）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全辽文》卷《广济寺佛殿记》。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

    第五节西夏的商业与货币商业西夏的商业比较发达，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瓜（今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等州城，都已成了联结内外商业贸易的中心城镇。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095）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描绘了西夏城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描绘市镇开设的肉店杀鸡宰鸭、出售羊肉情景的《肉商图》，十分生动。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卷，有占卜经商的辞语，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西夏文文书中，记录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汉文的史书中也有关于西夏国内市场商品物价的零星记载。如夏景宗时，由于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尺布可直数百”2，“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仁宗时，国内因饥荒，“民间升米百钱”2。

    与宋、辽、金等国及其他民族的贸易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如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吴堡（今陕西吴堡北）、银星；辽、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呼和浩特西南）等处榷场。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

    西夏对外贸易的种类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3，西夏还向宋朝输出池盐、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粮食、茶叶、丝帛、百货与金、银、铜、锡等金属及其制品。西夏和宋朝的贸易额很大，仅青盐一项，西夏每年向宋朝卖出0万石，成为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如宋仁宗曾下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4。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5。

    《辽史·食货志》下。

    《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989年版。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4《西夏书事》卷35。

    5《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2。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3。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发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2《西夏书事》卷20。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第六节金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和发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4，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5。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4440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4）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乳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7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5贯。到章宗承安元年（9），泗州榷场的税收又增加一倍，而秦州西子城榷场税收增加了四倍，大有助于金朝廷的经济收入。在金宋榷场贸易的过程中，因常有私人参加，所以禁私与走私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商人除按规定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

    5《金史》《章宗纪》一、《礼志》十一、《夏天骥传》。

    正常贸易外，还私相交易违禁品。

    金代的货币（铜钱）

    商品的发展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金初无钱，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迁都，把统治的中心南移到中都，为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贞元二年（54）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三年（58）始铸金朝自己的铜钱“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78）铸“大定通宝”。章宗泰和四年（20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2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

    金朝铸钱一直受铜来源不足的限制，章宗明昌三年（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之用，但到五年已苦铜不足，乃仿唐元和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限钱法的规定与当对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而多积铜钱又与滥发纸币和铜制品缺乏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北京顺义窖藏约5万多枚，耀县窖藏铜钱达3000余斤，最少的下花园也有300余斤。由于金代铜缺乏，加之后来朝廷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铜钱便逐渐为钞所驱逐，银与钞相兼流通。

    金代的纸币与银币金代纸币称“交钞”，其发行早于铜币。钞有大钞小钞之别。初依宋先例规定流通期限，以七年为一限界，至七年兑现或换新钞。章宗时始将原定期限一律废除，改为永久流通的货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大变革。惟字文磨灭不现者，则可向所属库司换易新钞，是为交钞字昏方换之始。

    银在金代交易中作为货币流通已很盛行，在章宗承安二年（97）以前，银以锭来计算，锭重五十两，价格百贯文。因为银锭的使用还是一种秤量的货币，所以银锭在民间颇有截凿者，其价格亦显见上下。这样从形式、重量以及价格加以规定，铸成为一种法定货币便成为流通所必需。承安二年，朝廷改铸银币，名“承安宝货”。其制“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两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由银锭改铸为铸币，这是中国历史上银由流通进入法定货币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用银币的开始。金自“承安宝货”铸造施行后，钱钞的发行如故，且益滥杂。例如钞的名称有四贯值银一两的“通宝”钞，有“兴定宝泉”钞，又有用绫印刷的“元光珍宝”。结果钞名日杂，其价日贱，而银日贵。另外，由于把银作为计算货币之故，伪造随之而起，杂铜而私铸的时有所闻，因而流通渐为滞钝，承安五年十二月遂罢。但民间银之使用，却逐日增加，元光、正大间，民间但以银论价，在各种交易中也只有用银了。

    《金史》卷57《百官志》。

    《金史》卷49《食货志》。

    第五章城市和镇市唐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促进了城乡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坊市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首都长安，除原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西市外，部分居民区的“坊”内已有了商业店铺，还有夜市。尽管唐末以后，长安衰落了，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继续向前发展，五代时各地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后期的城市近郊和农村出现的商业中心被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这是新兴的常设或定期的集市，突破了原先只能在县城以上设“市”进行交易的规定，五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北宋，城市经济向着近代化开放式城市发展，完全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到南宋末年，部分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宋时已是街、巷的别称、美称，类同现代的城市。

    “镇”已由原先带有军事性质的要地，演变为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市”则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

    第一节五代、宋的城市五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开封（今河南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建隆元年（90）正月，北宋代周，仍建都东京开封府，至靖康元年（2）十一月金军占领开封，北宋亡。

    后梁建都开封时，城周20里余，以原宣武节度使牙城为皇城，后周显德三年（95）建外城，城周48里余，形成外城（新城、罗城）、内城（旧城、里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的格局。宋建隆三年（92）扩展皇城的东北部，并按照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北宋朝廷“中书”（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及一些机要机构，也都设于皇城内的西南部。内城是开封的中心区，不仅大部分朝廷机构设在内城区，而且也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外城区原是五代时开封城外的草市及乡村，后周修建新城后，居民日渐增多，工商业也更加兴盛。宋朝建立后，新城外又兴起了新的草市，不仅有不少军营设在这里，而且也有不少官员因城内已无空地而建造房屋于新城外，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开封城外的新市区。

    北宋开封是—2世纪时世界上最大城市，史书还保存了世纪初叶这一大城市户数的具体记载天禧“五年（02）正月，（开封）新旧城里八厢，左军第一厢管二十坊，人户约八千九百五十户；第二厢管十六坊，人户约万五千九百户；城南左军厢管七坊，人户约八千二百户；城东三（应作左）军厢，管九坊，约二万六千八百户；城北左军厢管九坊，人户约四千户；右军第一厢管八坊，人户约七千户；第二厢管南（应作两）坊，人户约七百户；城南右军厢管十三坊，人户约九千八百户；城西右军厢管二十六坊，人户约八千五百户；城北右军厢管十一坊，人户都所（两字误，应作约）七千九百户”。

    开封城内0厢28坊有普通居民户。开封城外，由于“都城之外，人户军营甚多，相度合置厢虞候管辖”，早于大中祥符二年（009）设置了9厢4坊，缺少具体户数记载，以城内每坊平均74户计算，城外新市区4坊约有09户，全城共约有0844户。即使每户以5口计也有54万多，加上未计入普通户籍的2.3万多僧道（天禧五年，02），数量不小的皇宫内的人员、至少有数万禁军和厢军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军人家属，还有大量流动人口，—2世纪的开封城内及城外9厢的人口当有百万左右（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

    北宋首都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的大街，称为御街（天街），经州桥（天汉桥）、旧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龙津桥，直至新城（外城）正南门南薰门，是开封最主要的大街，州桥至龙津桥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尤其以夜市著名，州桥附近的东西大街、朱雀门外的东西大街、宫城东华门外的《金史》卷48《食货志》。

    南北大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八开放贸易，是著名的“瓦市”，还有许多“瓦子”，进行各种伎艺演出，如说三分（三国）、五代史、神鬼的说书，说诨话、合生的早期相声，小唱、诸宫调、舞旋、散乐等音乐舞蹈，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木偶戏，以及各种杂技等。各种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许多街市清晨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更，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繁华之情况是唐代所不能比拟的。

    开封自靖康元年（2）被金军攻占后遭到破坏，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虽然伪楚、伪齐和金后期都建都于此，改称汴京、南京，但已不能恢复旧貌。

    吴越西府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仁宗称赞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城西的西湖经唐代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又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北宋欧阳修在嘉祐四年（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说明当时的杭州是座风景如画，居有五六十万人的繁华的外贸港城市。尤其是元祐五年（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根本性的水利建设，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人称美的苏堤及六桥，使西湖景色更为秀美。

    南宋初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38）南宋定都临安，此后修宫殿，建城池，虽远不能与旧都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之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府而已。

    南宋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扩大，并改土城为砖城，南北长而东西窄，呈腰鼓形，俗称腰鼓城，城周3里。宫城是原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在临安城内东南部的凤凰山下，前朝后寝，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实只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临安也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这条御街因而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首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茶馆酒楼更是遍布全城各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直到后半夜三四更才停业，而有一些饮食店更通宵营业，昼夜不停。也有集各种杂技、说《金史》卷48《食货志》。

    《宋会要辑稿》兵3之3、4，参见同书方域之2。开封新旧城内原为八厢，因城南、城北两厢分别划分为左、右军厢，遂成0厢。又，关于北宋开封的户口及各种制度，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982年第期。

    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情况，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又名上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名北瓦子）、南瓦子等，以北瓦子为最大，有勾栏十三座，有说书、讲史、杂技、乐舞、木偶戏，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附近通常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等，城外郊区也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外，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2华北的主要都市唐代后期的财赋几乎完全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通过运河将江南财赋运往关中，地处运河要津的汴州，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并成为军政要地。后梁建都汴州，改为东都开封府，而以洛阳为陪都建为西都河南府，虽然后唐时改都洛阳，而以长安为陪都，但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都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作为陪都。长安、洛阳在唐末、五代逐渐衰落，到北宋时才又逐渐繁荣起来，河南府（洛阳）是京西北路首府，是华北仅次于首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河东地区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是唐代的北都，后梁时是晋王李克用父子据有河东时的首府，后唐、后晋、后汉都以此为据地而夺取政权，为兴王之地，建为北都、北京，后周时北汉割据河东，以太原府为都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灭北汉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平毁旧城，移治榆次（今属山西）；七年二月，移治阳曲县唐明镇（今太原），后为河东路首府，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嘉祐四年（059）十月又升为太原府。

    大名，唐末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是魏博节度使驻地，为河北地区重镇，后唐庄宗即帝位于此，建为都城东京兴唐府，灭后梁以后，移都于东都洛阳，魏州改为邺都，作为陪都之一。后晋改为广晋府，后汉改为大名府，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称为邺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废。北宋时为河北东路首府和大名府路帅司所在地，庆历二年（042）建为北京，成为陪都之一，此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带，西临黄河，是水陆交通要冲，河北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略次于开封、洛阳。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为镇州，是成德军节度使驻地，西控井陉，为河东、河北交通门户。后唐初建时，曾以镇州为北都，升为真定府。后晋末，辽太宗攻占中原地区时，曾建为中京，作为攻取河东的基地。北宋时为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路帅司驻地，是河北中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军（后唐改归德军）节度使驻地，为大运河上的重镇，后周疏浚运河后，日益繁荣。它是宋朝的兴王之地，后升为南京应天府，京东路、京东西路首府，是京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代的首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宋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后梁改为大安府（一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临安府》。

    作雍州），设佑国（后改永平）军节度使，降为地方性城市，后唐时升为西京京兆府（陪都），废节度使军额，再次成为中心城市。后汉、后周虽仍称京兆府，又设节度使军额，已作为地方城市。北宋时为西北地区首要军事重镇，虽称京兆府，但长官只称知永兴军，军事因素远重于经济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20），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3。北方的军事重镇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延州（今陕西延安）、定州（今属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首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首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发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发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0多年，即以泉州为首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祐二年（0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超越了长期占首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有美堂记》。

    首都临安的繁华情况，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

    《宋史》卷87《地理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