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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赋”2。

    五代、宋手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包括坑冶业，铸钱业、制盐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五代、宋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闽、蜀、湖、广、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户）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五代、宋的冶铁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后唐、后晋都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宋代冶铁业更发达，如徐州利国监大规模的民营冶铁业。元丰元年（078）苏轼说“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百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近者河北转运司类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2可见利国监生产的铁，运销受朝廷控制。

    冶铜业因铸造铜钱而有更大的发展，后周显德二年（955）为铸造铜钱而“采铜兴冶”3。宋代铜矿坑冶业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由官府掌握，在铜矿坑冶处设置监、冶、场、务等机构，招集坑户，支给本钱；坑户自雇工匠从事开采，采得矿石后即送到官炉中冶炼，已有采矿、碓磨、淘洗、上炉四道工序，产品则交给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绍兴二十年（42）洪迈说“信州铅山之铜，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即胆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

    信州铅山场铜矿还有一种是民营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矿场租佃土地自行开采。“信之铅山，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财本起创，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检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民营的铜矿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击。五代初通行唐钱，后晋天福三年（938）允许“公私”有铜者并许铸钱，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只官铸”而禁止私铸。后周显德二年“以县官久不铸钱，乃立监采铜铸钱”2。南唐铸铜钱，饶州（今江西波阳）永平监每年铸铜钱万贯，南唐后又铸铁钱；吴越、北汉亦自铸铜钱，后蜀、湖南、闽则铸铁钱，铜、铁钱兼用，都是官铸钱，禁止私铸。

    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如韶州（今广东韶关）永通监“即韶置2《宋史》卷8《食货志》下三。

    《续文献通考》卷9《征榷》二。

    2《五代会要》卷2《铁》。

    3《苏东坡全集·奏议》卷2《上皇帝书》。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2《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24。

    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浸，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3可见宋代冶金工业中已有制模、翻沙、刀错、水浸等工序，分八个作坊，工人是雇用的专业金工，人数“不下十万”。

    宋代铜钱还行使于辽、金、西夏等地区，并远销海外。依北宋元丰初年统计，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7监，铸造额为50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制盐业中海盐和池盐都由官营榷卖，井盐是民营的，雇用盐工，如四川的井盐经营者只要缴纳“月课税”，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场上销售。如北宋文同称井研县（今属四川）“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一家须没（役字之误）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有不少是民营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华）、台二处都开设彩帛铺，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铺。朱熹说“本州（台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除分给其妓弟等人外）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2。这个彩帛铺的规模很大。至于从事印染的工匠，据朱熹说是拘系来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3《五代会要》卷27《泉货》。

    余靖《武溪集》卷5《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2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2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0）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料（约合今20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

    《朱文公文集》卷8《按唐仲友第三状》。

    刘新园《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陶记〉校注》，《文史》第8、9辑，中华书局出版。2《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九；《资治通鉴》卷。

    岳珂《愧郯录》。

    第二节辽的手工业矿冶、铸造业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2。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

    98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3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3。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2《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辽史·太祖纪·赞》。

    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3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2，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豪欠营契丹墓的发掘，提供了辽朝丝织品实物。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它们反映了辽朝丝织业的水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朝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2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3《辽史》卷39《地理志》三。

    欢迎，“辽朝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4。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的织物同圣宗时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今北京）所产。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的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业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的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从罐中贮有骨灰判断，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多是这里烧制的，这一窑场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业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姓名李赞华）所画契丹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宋人对辽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因此辽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种类不一，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也制造车、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契4《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佚名《宣和画谱》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沈括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2。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辽还制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份提点、监造舟船。现在已经发现的木器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式顶大型木椁等。而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

    2太平老人《袖中锦》。

    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三节西夏的手工业西夏的手工业生产相对较发达，手工业门类也较齐全。夏仁宗天盛时期（49—9）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设立的国家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2。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夏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陶瓷、建筑、砖瓦等。

    纺织业西夏建国后，在党项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纺织手工业作坊，考古发现有西夏使用的石纺轮、木刮布刀等生产工具，纺织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粗绢、麻布等。西夏生产的白毡，被时人誉为“世界最丽之毡”3。史书多次记载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请丝织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设立的绵纺和丝织作坊。

    冶炼业与金、银、木器制造业西夏的冶炼业包括采矿、冶炼、金属制造。夏州（今陕西靖边境）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那里设立“冶铁务”专司采矿炼铁。

    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等地有国家设置的锻造作坊，打造兵器或农具等。西夏的冶炼与锻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鼓风设备竖式风箱。在兵器制作方面，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2，“夏人剑”，锋利无比，宋朝人十分喜爱，赞扬为“天下第一”3。出土的西夏的铜铸货币、官印、符牌，工艺制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铸铜牛，表面鎏金，重达88千克，显示了高超的铜铸工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物有钵、碗、盒、金带、鞍具，鎏金、银或镶嵌宝石的饰物，都具有造型美观、图案精美、色泽光莹等特点，堪称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还出土了木缘塔、木桌、木瓶、笔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别具风格，工艺精美。

    采盐业采盐是西夏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今宁夏盐池北）、灵州（今灵武西南）等地产盐，乌池、白池的青、白盐品质纯净，价廉物美，最为宋朝边民喜食。西夏朝廷对采盐实行官营，由国家垄断盐产，2《契丹国志》卷，宋绶《契丹风俗》。

    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993年版。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卷l。

    2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988年版。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

    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用盐同宋、辽交换货物、粮食。夏景宗时，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购盐0万石。

    陶瓷业已发掘的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发现有多处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窑具，如实反映了西夏陶瓷业作坊的规模。灵武磁窑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煤矿、瓷土和水源，中原的制瓷匠人给西夏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因此西夏陶瓷业制作技术同中原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仅仅在装饰、烧制工艺等方面，因地区与自然条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发现的瓷器品种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盘、盆、钵、釜、杯、盒、壶、瓶、罐、缸、瓮、灯具、钩等。以高圈足的碗、杯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与褐釉的剔刻花壶、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两耳或四系瓷扁壶，骆驼、马、羊、钩、铃及乐器牛头瓷埙等陶瓷制品，表现了游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点。4建筑业西夏建国前后，由于皇室大起宫殿、官衙，营造寺庙、陵园，西夏的砖瓦制作作坊兴起，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建筑工匠队伍。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素面和琉璃瓦当、鸱吻、柱石等。陵区的附近已发现的数十座砖瓦和石灰窑址，从遗存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来看与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说明砖瓦窑场一般建设在建筑物的附近，以便于就地制作提供使用。

    4太平老人《袖中锦》。

    第四节金的手工业金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占有辽与北宋的手工业地区后，不断地恢复和发展起来。金代手工业继承和发展了渤海、辽和宋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北宋。

    矿冶与金属制造业金代矿冶和金属制造业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金代矿产丰富，大同（今属山西）贡铁，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产青镔铁，大兴府（今北京）产金、银、铁，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产铜、铁。金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大定三年（3）规定，金银矿冶许民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许百姓“射”银冶。十二年，又“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因为金产铜量少，命尚书省遣使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的给予奖励。坟山（今辽宁义县北）西银山的银坑多至处。大定十三年讨论铸钱，打算由国家直接采金银矿冶，世宗决定当以与民，惟钱不许私铸。

    金制造军器的作坊是军器监、利器署（都作院），金银器物制造属少府监的尚方署。铸钱掌握在国家手中，海陵王时中都（今北京）有宝源监、宝丰监，京兆（今陕西西安）有利用监，皆正隆三年（58）设；世宗大定十八年（78）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设阜通监，二十七年（87）于曲阳县（今属河北）设利通监。

    金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甚严，大定十一年（7）二月规定，除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外，禁止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的一半。当时各府州县和猛安谋克，均有专门管理铸钱的官手工业和机构，铜器制出后均由官府检验，并经有关官署验押后，方可使用。在严防私铸的禁令下，民间金银铜铸造业也有所发展。

    煤矿业煤矿业在金代手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东北和中原北部，煤的开采与利用已很发达，据近代在辽宁抚顺煤矿的发掘，在旧坑中发现有圆形斜坑，并在此圆形斜坑中发掘出圆形古器，似为用来盛油之用。从采矿方法和器皿证明唐时已被开采经营，辽金以降，久为开采。中原北方多煤，当时烧瓷、炼铁以及南京（今河南开封）城内一般百姓，多以煤作为燃料。

    盐业金承辽、北宋之后，很重视对盐业的经营，榷货之目有十，而盐称其首。金世宗置山东、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宝坻（今属天津）、解州（今山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988年版。

    《金史》卷48《食货志》。

    西运城西南）、西京（今大同）、辽东、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七盐使司。海陵王贞元二年（54）迁燕（今北京）后，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世宗又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金朝已革去随田亩而输两税盐钱旧制，但“乾办盐钱”弊政依然被保存下来，河东北路“乾办盐钱”岁达0万贯。大定二十八年（88），创置巡捕使，专巡私盐，主要设在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而辽东、北京两路不设。

    制瓷业制瓷业，是金较为发达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北宋时北方许多名窑，自熙宗后已多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今内蒙古、东北金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定州（今属河北）、磁州（今磁县）、耀州（今陕西耀县）诸窑制成的著名产品。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为最多，有刻花、画花、印花多种，而以萱草纹、荷花纹较为流行。在黑龙江绥滨发现的磁瓷，黄白釉，绘铁花缠枝牡丹图案，胎质比较细腻，花纹与釉质也都较为典型。现已发现陕西耀州窑三座窑炉，其一处遗址面积达500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且在表面上涂有耐火泥，从窑门和火膛内堆积的煤渣可知，此处烧窑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为主釉色，比汝窑为淡而薄，略呈姜黄色，也有黑色的，花纹多为印刷，以鱼纹饰为最突出，器型多为饮食用具。钧窑是金代新兴的一个制瓷基址，在当时声名很盛，其产品成为世上佳品。河北观台（今河北磁县西南）窑所烧的白釉瓷器，造型秀丽，胎质轻薄，釉色带青，花纹多刻在器内。又如山东、山西所烧制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红绿彩绘，也反映了这些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今属安徽）还出产一种绳纹印饰的白瓷。954年在安徽萧县出土的淡黄色瓷瓶上，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奉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4）三月二十二日造”。奉圣州永兴县（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容500人，而且烧瓷技术也不落后于北宋。

    造纸与印刷业金的造纸与印刷业有很大发展，山西南部因受战争创伤最轻，生产破坏较少，故造纸与印刷业极为发达，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当地造纸、造墨以及其地多产枣木、梨木有关。金代北方对种植也很重视，设有司竹监。稷山（今属山西）竹纸与平阳麻纸，是当时闻名的产品。金代刻书大约始于熙宗，而盛于世宗、章宗时期，中都、南京、平阳、宁晋（今属河北）是金代刻书的中心。在平阳设有专门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金代钞书与刻书之风很盛，《宋史·洪皓传》记载，皓之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赵城藏经（原本藏山西赵城广胜寺），综计全藏应有783卷，现存4330卷，起皇统八年（48）至大定三年（3），前后雕刻历时5年始成。

    丝织业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太原（今属山西）、河间（今属河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处设绫锦院，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金史·地理志》记载，平州（今河北卢龙）贡绫，涿州（今属河北）贡罗，河间府产无缝锦，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产绉、縠、绢，相州（今河南安阳）产缬，隰州（今山西隰县）产绿卷子布，辽东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产师姑布。而夸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属河北）刻丝大约也有制造。《鸡肋编》卷上记载，河北定州的刻丝极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时，“锦绣组绮精绝天下”2。

    火器制造业火器制造业，完全是在北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技术的发展有胜于北宋。金代火器制造主要是用之于战争的武器，如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此外火药也曾应用于其他方面。世宗末年，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郑村中社李姓猎户，把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把药线点着，猛作大声，“用以捕杀狐群”。金代铁火炮不仅最早见于记载，而且以铁为外壳装制，口小，说明当时已掌握利用火药性能的转化作用，以发挥火炮发射的威力，标志着对火药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业金代造船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2，小舟（模型）制出后，诸匠都骇服其“智巧”。海陵王时，还发明一种撞冰船，蔡珪为之写《撞冰行》诗，可说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驱。《河防通议》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载重量，约合吨）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还记载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置量3。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较前有所提高和进步。

    2《金史》卷7《世宗纪》。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2元好问《续夷坚志》。

    3《金史》卷79《张中彦传》。

    第三章手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建筑城市建设宋代的城市由于商业发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的区别逐渐消失，并取消了传统的宵禁制度，使城市的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城市规划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如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中心部位为宫城，另有内城和外城。整个城市方圆五十余里，有城门2座，水门座。许多店铺、作坊和住宅都临街建造，市井繁华。汴河、蔡河、五丈河和惠通河四条河流流经其间，交通便利。此外，城防工程和消防设施等也都相当完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这座“七朝都会”的都市风貌。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后来金代扩建中都（今北京），其城市布局就是仿效宋东京，甚至连所建宫殿的名称都与宋东京的相同。这一时期，如平江（苏州）、杭州、扬州、成都、辽的南京与金的中都（今北京）、广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城市也更加繁荣起来，城市建设愈益完备。从现存的南宋平江城（今苏州）图石碑上可以看到，城区内水道密布，住宅和手工作坊前临街巷，后倚河道，交通运输水陆兼用，相当方便，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水乡城市的合理布局。

    应县木塔这一时期辽宋夏金都建造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和大型的佛教建筑。

    如宋正定隆兴寺建筑群，辽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都上承唐制，又有创新，是研究唐宋建筑制度变化的重要实例。在全国各地保留至今的这一时期的高层建筑宝塔也为数不少。如宋塔大多为砖石塔，其中为便于瞭望军情而建造的河北定县开元寺料敌塔，有层，高达80余米，全用砖砌，至今完好。福建泉州开元寺两座石塔，用石料仿木建筑，高度均在40米以上。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则是在砖砌塔身外加砌琉璃面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琉璃塔。辽代佛塔也多为砖砌的密檐塔，如天庆九年（9）建造的北京天宁寺塔，以及山西灵丘觉山寺塔、河北易县泰宁寺塔等，外观仿木建筑，其柱、梁、斗栱、门窗、檐口等都用砖仿木构件，技艺精湛，有很高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著名工匠喻皓在修建开宝寺木塔时，为抵御西北风的影响，特使塔身略向西北倾斜，这种大胆、巧妙而又有效的措施，在建筑史上是不多见的。辽清宁二年（05）建造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塔。应县木塔为楼阁式，全部用木料构筑，五层六檐，高7米，体形高大，结构复杂，轮廓优美，且在建筑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如斗栱式样就有0多种，特别是塔的暗层内，在内外槽柱间，使用了斜撑、梁和短柱，由此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弯剪的能力，增加了整个塔身的稳定性。应县木塔经历900多年来多次大风和地震的考验而未损毁，可见其建筑技术之高超。

    木构建筑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代要小，而建筑形式总的来说则趋向于轻巧、秀丽和变化。如建筑组群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方向的空间层次。殿堂屋宇坡度增高，屋顶出现了丁字脊、十字脊，殿堂平面出现了工字形、亚字形等，而斗栱则比唐代缩小。在宋代建筑实物中还出现了减柱的做法。如晋祠圣母殿减中间老檐柱四根，晋城青莲寺大殿减中间前金柱四根等，这种做法，反映了结构布置的灵活性，因而改善和扩大了室内空间。在金代建筑中，如朔县崇福寺弥陀殿、五台县佛光寺文殊殿等，又进一步发展了减柱和移柱的做法。这一时期的建筑装修和色彩也有很大发展，如一些建筑物的门窗采用各种格子门、格子窗等，改进了采光条件，增加了装饰效果。此外，还装饰有各种雕刻纹饰及“五彩遍装”、“碾玉装”、“丹粉刷饰”等彩画，这些都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

    桥梁建筑辽宋夏金时期在桥梁建筑方面也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木结构桥中著名的虹桥，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述，是青州（今属山东）一名牢城废卒所首创。虹桥是一种独特的单跨木拱桥，由巨木相接而成拱状，完全不用支柱，宛如长虹，结构简洁，桥体坚固。东京汴河上也建有这样的虹桥，《清明上河图》相当形象地将其描绘出来。北宋皇祐五年（053）至嘉祐四年（059），在福建泉州洛阳江上建造的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也很有特色。洛阳桥桥长30丈，宽丈5尺，有47个桥孔2。它是在江底铺设长条基石，筑成长500多米，宽20多米的石堤，由蛎房作为胶结材料来固结石块，然后在其上筑墩建桥。这种“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是这一时期的首创。现存的洛阳桥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规模。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38—5）在福建晋江建造的安平桥，全长8丈，有桥墩3座，是905年郑州黄河土桥建成前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长桥梁。在北方地区，金代按照隋制安济桥也建造了不少石桥，保存至今的有河北的永通桥、山西的普济桥等。金代桥梁中最著称的是大定二十七年（87）至明昌三年（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卢沟桥，卢沟桥桥长22米多，连两端桥堍共25米，宽8米多，共孔，是石砌的连拱桥，两侧石栏和望柱上雕刻有石狮，造型美观，坚实稳固，现仍基本保持原来面貌。两宋时期的园林建筑也有很大发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都很兴盛，其中如宋徽宗营建的“艮岳”，尤为著名。

    《营造法式》辽宋夏金时期出现的《木经》和《营造法式》等建筑学专门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北宋初年著名工匠喻皓所著《木经》，原作已佚，沈括《梦溪笔谈》中有所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木结构各类见《河防通议》的“造船物料”、“装船斤重”节。

    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98年版。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985年版，第4页。构件之间的尺度比例关系，如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为准，阶基的高度以柱高为准等。北宋徽宗时将作监李诫在元符三年（00）编成、崇宁二年（03）刊行的《营造法式》，全书共3卷，357篇。其中包括建筑术语考释，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工种的标准做法，功限料例及诸作制度图样，内容极为丰富。这部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和最完整系统的建筑学文献。在《营造法式》中提出的“材分”制，即“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规定了木构建筑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和人工材料定额，这实际上就是以古典模数制为基础的建筑规范，也是当时木构建筑技术基本成熟的表现，其中有些具体标准，仍为后来元、明、清各代所沿用。

    第二节水利五代较重要的水利工程，应推吴越王钱镠时期修筑的捍海塘。它位于杭州候潮门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艮山门一带，是一段竹笼石塘。其作法是“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从唐代的土塘到五代的竹笼石塘，是我国修筑海塘技术史上一大进步。

    宋大中祥符五年（02），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和同知杭州戚纶把黄河河工中的埽工技术引入海塘工程，修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这种海塘虽然省工节料，提高了抗冲能力，但费柴太多，易朽坏，年年需要维修。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石塘。景祐年间（），两浙转运使张夏作石堤2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庆历四年（044）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础上，续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赵霖、黄震、苏轼等人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单锷。

    范仲淹（）有较丰富的治水经验，曾修过苏北海堤。天圣二年至六年（）修成捍海堰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他对太湖的情况比较了解，景祐年间（）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认为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相结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与兴利相结合，蓄泄兼顾，有利农业生产。单锷著有《吴中水利书》，书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认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个。针对水患原因，他主张治理太湖应先开吴江塘路，让水泄尽后再筑围垦田。单锷片面强调排泄宜兴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兴利对立起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农田水利方面，宋熙宁（08—077）王安石当政时，大兴农田水利。北方利用河流泥沙进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高潮，涉及的河流有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等以及山地溪涧。分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淤田数目几近700万亩，2规模不小。

    北宋虽然花了很多财力治理黄河，但因治河方针不善，成效不大。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针主要有宽河缓流和遥堤约水说。姚仲孙于庆历元年（04）提出系统看法。此论的缺点在于只着眼于水而忽视沙，因此，它不仅不能减轻河患，反而使灾害加重。(2全河分流说。代表人物李垂，于大中祥符五年（02）提出一系列分水建议。此说与宽河缓流说一样，只着眼于水，忽视沙，其结果也与前说一样。(3局部减水说。此说情况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大体来说，作为一种临时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作为一种经常的治河方针，到处分流，则有害无益。(4放任行流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方针。(5疏河减淤说。着眼于泥沙，但实际行动起来不容易。

    五代后期，后周始建以东京（今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北宋继续整治，扩大运输能力。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运河，呈放射状，构成错综密集的运河蔡襄《万安渡石桥记》。

    《宋史·河渠志》。

    2范仲淹《上宰相书》，载《太湖备考》卷3。

    网。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达的运河网遭到破坏。南宋时只能在东南一隅维持漕运，在两浙间开凿了若干运河，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东南运河系统。

    第三节纺织丝织品宋代纱、罗、绮、绫类织物产量大，质量也很高，如亳州所产轻纱极为轻巧，时人形容它“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纱、罗织作也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宋代的纱、罗多是以两根或三根经丝为一组相绞再织入一根纬丝而成的。975年在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近400件，在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50余件。其中素罗和花罗衣料都是用这种简洁的绞纱方法织成的，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飘逸的效果，有些花罗还起有生动活泼甚或奇特的花纹，其质量可说是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一种同类产品。辽宋夏金时期的织锦技术较前代也有很大发展，织造工艺进步，花色品种显著增多，纹饰图案更加丰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装裱书画的锦，其品种就达40多种。当时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等都极负盛名。其中宋锦是宋代才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此外，这一时期回鹘（今维吾尔族）的织金工艺已传播到中原地区，并逐渐流行起来。据传说，著名的壮锦也是起源于宋代。

    缂丝创始于隋唐，是一种具有雕镂质感的精美丝织工艺品。五代时缂丝工艺有所进步，如传世的后梁贞明二年（9）缂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达2丈2尺5分，宽9寸分，但其制作风格仍尚素朴。宋代，定州（河北定县）缂丝非常著名。据庄绰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北宋缂丝的传世之作为数不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缂丝紫天鹿、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缂丝紫鸾鹊、北京双塔寺出土的紫阳荷花等，都是现今可见的著名的北宋缂丝作品。南宋时又创用子母经的缂法，使缂丝工艺更为精湛。这时还开始精心缂制唐宋名家书画，所缂山水、楼台、人物、花鸟等，刻意追求书画家原作笔意，如缂丝《莲塘乳鸭图》、《青绿山水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如朱克柔、沈子蕃都是这时著名的缂丝高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朱克柔所作山茶、牡丹小幅两开，工细高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沈子蕃所作《梅鹊图》，惟妙惟肖，这些作品配色富于变化，且具有立体效果，均堪称南宋缂丝中的绝品。据《契丹国志》、《辽史》等史籍记载，辽代也有不少缂丝作品，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多件缂丝实物。洪皓《松漠纪闻》等著作也提到金代所制华丽的缂丝衣袍。由此可见，在当时辽、金的一些地区，也可能掌握了缂丝工艺。

    宋代的刺绣工艺也有很高的水平。当时的刺绣作品，受绘画影响很大，常以名家书画为粉本，且广泛运用了戗针、套针、网绣、盘金、钉线等各种针法。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赞叹“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987年版，第24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喽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近年新疆哈拉尔、苏州虎丘塔、北京双塔寺及山西等地均有宋代的刺绣出土。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南宋刺绣《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图》、《金刚经册》等，也都是技艺高超的精美绣品。麻、毛织品苎麻及葛、大麻织物，在古代总称为布，在很长时期内，是人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两宋时期，麻织品生产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广西最为发达，所产柳布、象布等远近驰名。金人生产的麻织细布，也是北方地区的主要衣料。当时麻织品的品种也是很多的，如绍兴十一年，户部裁定市舶司发运至都城（行在所临安）的服物材料就有大布、番青斑布、白熟布、袴布、鞋面布、青花番布、粗黑小布、单青番棋盘小布、番头布、海南青花布、袜面布、小布、青苎布、粗小布、白细布、白苎布、生苎布、海南白布、毛施布、海南棋盘布2。有些著名的麻织品种如郯县强口布、诸暨山后布等还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提高了质量。山后布就是在纺绩过程中将麻纱加以强拈而后织成的，精巧纤密，经久耐用。又如“綀子”是一种精细的苎麻布，虽然秦汉之前就已经有了，但在宋代得到更大的发展。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到“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者为綀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綀。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四丈余。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

    这一时期葛布生产已趋于衰落，但在技术处理上仍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格物粗谈》卷下提到“葛布年久色黑，将葛布洗湿，入烘笼内铺著，用硫黄熏之即色白。”说明当时已掌握用硫黄熏、蒸的漂白技术。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毛纺织业更为发达。唐代已从西域传入山羊。唐宋时期的拔羢褐，揩面如丝帛滑腻，是珍贵的羊绒制品。此外如泾州（今甘肃泾川）“虽小儿皆能撚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3。连小孩都能用茸毛织成这样轻薄和精美的织品，说明当地毛纺织工艺是非常普及和高明的。毛纺织业在西夏是比较普遍的家庭副业，主要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等。马可·波罗曾盛赞他所见到的驼毛毡“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2棉织品棉花古称“吉贝”等，棉布古称“白叠”、“吉贝布”等。据文献记载，我国海南岛崖州、新疆吐鲁番、云南哀牢山等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已开始庄绰《鸡肋编》卷上。

    董其昌《筠清轩閟录》，转引自朱启钤《丝绣笔记》。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983年版，第32页。

    3《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

    进行棉布生产，并能利用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印染出斑斓多彩的花布。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说海南岛的妇女“衣裙皆吉贝，五色灿然”。从东汉、晋、唐等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也多有棉布实物出土。这些地区的棉织品还曾通过馈赠、纳贡及贸易往来等多种方式传入内地。

    从三国到北宋，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逐渐扩大到闽广地区。如方勺《泊宅编》提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土人摘取出壳，以铁杖擀尽黑子，徐以小竹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2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也提到“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从这些记述可见，当时的制棉工具仅有铁杖和小竹弓，制棉技术还是比较简陋的。南宋初年，江南仍重蚕桑，而棉纺织业也还没有推广到这一地区。谢枋得有诗句说“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木绵”条说“木绵，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絮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尽管这一时期棉纺织技术进展不大，但这段话却清楚地说明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已扩大到江南地区这一重要事实。9年在浙江兰溪南宋墓中曾出土一条棉毯，长约2.5米，宽约.米，重约00克，平纹组织，双面起绒，绒头丰满厚实，经纬纱相当均匀一致，这表明南宋的棉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2。元代以后，棉花种植普遍推广到全国各地，棉纺织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从而使棉布逐渐成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衣着原料。

    印染辽宋夏金时期纺织品印染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凸纹版和镂空版等印花型板的制作非常精巧，印浆配制更为合理，颜色印花工艺更臻完美，夹缬和蜡染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如南宋时嘉定及安亭镇生产的药斑布是一种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据载，“嘉泰中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又如蜡染工艺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然后经过浸染再用水煮脱蜡质。这种防染印花方法多用于染制深地浅花或白花，其起源是很早的。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东汉和北朝时期蓝白印花的棉布和毛织物，说明当时的蜡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南宋时瑶族人生产的“瑶斑布”，则是用镂刻着花纹的两片木板夹住布料，将蜡熔化后灌注到镂空的花纹中去，然后染上蓝色，再煮布去除其蜡，就得到极细的斑花。蜡染布独具特色，深受人们特别是瑶族人民的喜爱。这类产品目前在贵州安顺场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卷第72章，中华书局957年版。

    方勺《泊宅编》卷中。

    2赵翼《陔余丛考》引谢枋得《谢刘纯文惠木棉》诗。

    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等地还有生产并远销国内外广大地区。

    纺织机械随着对织物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时期的纺织机械也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如秦观《蚕书》所述缫车是在煮茧的锅上装置铜钱，丝通过钱孔粘并到一起，再往上经过鼓轮和作往复运动的络绞装置，缠绕到丝框上。虽然秦汉时手摇缫车已逐步普及，但秦观所述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手摇缫车结构的最早的明确记载。宋代楼■的《耕织图》中描绘有脚踏缫车。脚踏机构应用于缫车，大约出现在唐宋之间。它可以使人的双手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操作，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手工缫丝机械方面的重大进步，此外，至迟到宋代脚踏纺车也有了重要进步。如当时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摆轴动作通过绳弦带动纱锭回转，同时捻纺三个锭子的纱线。著名的元代水转大纱车，实际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现了。宋代的提花机也已发展得相当完整，如南宋绍兴年间楼■《耕织图》中所绘大型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还有挽花工与织花工的相互配合，这完全可以织造出具有复杂花纹的高级织物。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地区的横州（今横县）用浓醋浸野蚕而擘取其丝，“就醋中引之，一虫可得丝长六七尺，光明如弓琴之弦”2，静江（今桂林）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煮苎麻纱，织造前再用滑石粉作上浆处理等方法，也都是这一时期在纺织技术方面值得称道的杰出创造。

    2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苏州府部》。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利用矿床与围岩的地层关系找矿，宋人已有不少记载。如苏颂以白石（即方解石、石英）作为辰砂矿的矿苗“丹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寇宗奭认为，伴金石是金矿的标志，“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2。范成大、周去非皆以铜绿作为铜矿的矿苗。范成大说“录，铜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铜处，生石中，质如石者名石录。又有一种脆烂如碎土者，名泥录，品最下。”3周去非说“铜录所在有之盖铜之苗裔也。”4南宋赵彦卫则正确认识到黑色辉银矿脉乃是银矿的脉路，“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5。朱辅则以丝金作为脉金矿床的苗路，说“丝金，沙中拣金，又出于石。碎石而取者，色视沙金为胜。金有苗路，夫匠识之，名丝金。”坑采技术孔平仲，北宋治平二年（05）进士，最初在衡州做官，后因言事得罪上司，被罚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韶州岑水场是有名的铜矿产地，孔平仲对此地开采铜矿的技术作了一些记录“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2这段话反映了当时采矿业中两大问题随着矿床上部被开采完毕，很自然地要向深部矿床掘进。由初期的二十丈增加到七八十丈。随之而来的是井下空气流通不畅，出现了有害气体的积贮，伤害矿工生命。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排除毒气，而只是先试探，后躲避而已。这是最早记载矿井中的有害气体及躲避方法。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2中，记载了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银矿的开采历史、开采技术、矿井中的事故以及坑户生产和生活的悲惨状况等。其中写道“乾道中（5—73），人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

    金代坑采技术可以黑龙江阿城五道岭地方的古铁矿井为例说明。在这个古矿遗址中，年先后发现十余个坑洞和十余处矿井，坑洞深约4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2《图经本草》，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3。

    3寇宗奭《本草衍义》卷4。

    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金石志》。

    5周去非《岭外代答》。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

    2朱辅《溪蛮丛笑》。

    余米，最浅的只有7米。坑洞是由山上往下旋转开凿的。当下降到45米深时，还陆续发现古洞。坑道狭窄深长，呈螺旋阶梯式下降，宽约.5米，高约2米。开凿方向均依矿体走向。斜坡坑道均有台阶，不甚规整。下降至一定深度后，又分出岔洞，至洞底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宽敞的采矿作业区，呈椭圆袋状，内部由于依矿脉走向取矿，故不规整3。

    井采技术北宋庆历、皇祐年间（04—054），在四川出现了一种新的井采技术——卓筒井。这是一种小口径深盐井。它的出现，为盐井钻凿技术指明了小口深化的正确方向。从此，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了小口深井阶段，影响所及，遍于全世界。它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钻凿技术的先声，其发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卓筒井又叫筒井，明代以后又叫竹井。北宋苏轼第一次对卓筒井作了记载。他写道“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其后文同、陆游也对卓筒井作了记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井采技术。

    3《谈苑》卷。

    黑龙江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95年第3期。第五节冶金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年争战，矿冶业呈凋敝停滞状态，而南方矿冶生产则续有发展，《册府元龟》卷9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受贡的九炼钢刀剑即来自徐州、江陵等地，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徐州进九炼钢刀剑各一”，后晋天福元年（94），“荆南遣使进九炼纯钢金花手剑二口”。五代轩辕述所撰《宝藏畅微论》说“铁铜，以胆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黑坚”，表明其时已知用胆水浸铜，到宋代则得到长足的发展。后周广顺三年（953）所铸著名的沧州大铁狮高5.4米，宽3米，重达40吨。从狮足至脊部共分5段，依次接铸成型，共用范344块。广州光孝寺铁塔为南汉刘■所建。西塔建于大宝六年（93）。东塔建于大宝十年（97），为现存的最早铁塔，由方座、莲座和七层塔身、塔刹构成，总高7.7米，由7件铸件叠装而成。经分析，所用材质为中磷、木炭、生铁，系亚共晶白口组织。

    宋代矿冶业较诸前朝有很大发展。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共设有4监，2冶，20务，25场，铁的税额（“岁课”）以英宗治平年间（04—07）为最高，达824万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间（）高出约7倍。王安石变法时期，矿冶业最为繁荣，铜、铅、锡在此期间都达到最高税额，分别为40万斤、99万斤和2万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货币需求量很大。唐代于全盛时期（玄宗年间），全年铸钱额为22万74贯。而宋神宗年间（08—085），年铸铜钱500余万贯，铁钱88万余贯，比唐代增长20余倍。宋代的铁主要产自磁州、邢州、兖州和徐州。黄金开采以山东登州、莱州为最著称。其他有色金属产地则多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官营矿冶业的管理相当严格，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当时的铜矿官员要逐日登录下矿人数，采矿、磨矿篓数，淘洗和入炉冶炼的矿石斤数。《宋史·薛奎传》提到，永州“发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赀。奎听民自采，所输辄倍之”。又，《宋史·梁适传》载“莱芜冶铁为民病，当役者率破产以偿。适募人为之，自是民不忧冶户，而铁岁溢。”这表明官营矿冶业的腐败和摇役的扰民已严重阻碍矿冶的生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被迫采取“豪户请佃”、“业主开采”等方式，民营坑冶得以有较大发展，如《东坡奏议》卷2即载其时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每冶有百余人”，李昭圯《乐静集》卷29《吕正臣墓志铭》中记兖州莱芜冶吕氏”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辽夏金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矿冶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契丹和渤海、室韦诸族原先就都能炼铁。辽立国后，设五冶太师统辖坑冶。《辽史·食货志》记辽阳有铁冶300户。幽蓟等地的冶铁业也都保持一定的规模。女真在立国前也已能烧炭炼铁，其后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矿冶业。黑龙江阿城为金上京会宁府，已发现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出土有大量炼炉、矿石、炼渣和铁块等。陕西榆林窟有西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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