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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仍有发展。943年民生再增资为8000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省，约有人口.5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0万人，兵员00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942年约达245.亿元，折战前币值.28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942年有商业2.592万户，资本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悠悠，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00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945年8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行，分支机构853处，合计8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行，分支机构27处，合计43行、处。商业银行有5行（内有0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处，合计70行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32家、分支机构54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93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元，而关内是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5.50亿元（按年国统区93年币值），仅及93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5.％。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93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4.48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5.99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93年的78.％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93年的增为战后的24.％，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93年的50.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93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4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94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家会员厂仅存00家，开工者只20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200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40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94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500家，到945年月初，停闭的已达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钢铁类下降45.％，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日用品类下降8.％，燃料类下降4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30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2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00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945年0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第页，引自《中国工业》第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983年第2辑，第98—9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400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2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947年2月工厂登记有5048家，职工00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953年的调查，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万家，职工4.3832万人，资产净值亿元（人民币），总资产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949年0人以上私营工厂有.478万家，职工万人，资产净值4.0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244万元，总产值4.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854万元。这个调查数字大于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93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93年比，947年粮食产量减少7.％，油料作物减少24.％，棉花更减少了35.％；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2《乐农自行纪事续编》，945年8月0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编，第2期，第23页。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5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94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94年中国进口总值合5090万美元，万美元，美元，三年合计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94—948年三年入超7250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94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上海全市有200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94年先后倒闭了0家。全市有袜厂240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94—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947年竟达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公斤）只售.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个，估计价值达20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个增加到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94、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945年增加了20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00％、电力78％、机械72％、水泥7％、纱锭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腐败，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94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948年竟达9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945年底为039亿元，94年底增至372亿元，947年底又增至亿元，948年8月2日更增至394亿元，比945年底增加了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948年8月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发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年的统计残缺，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93、>

    产值按933年不变价格估计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7页。

    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年（％）

    电力产量（万度）产值（万元）7产量（万吨）产值（万元）.生铁产量（吨）997产值（万元产量（吨）483产值（万元）445钨钞产量（吨）404产值（万元）5.纯锑产量（吨）9产值（万元锭产量（吨）493产值（万元产量（吨）—070—产值（万元油产量（万加仑）—50—877—产值（万元）——（续表）

    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年（％）

    洒精产量（万加仑）—2947产值（万元）—700酸产量（吨）85产值（万元产量（吨）35产值（万元泥产量（吨）产值（万元纱产量（万件）09产值（万元布产量（万匹）32产值（万元）0粉产量（万包）37产值（万元柴产量（箱）00产值（万元产量（吨）5754产值（万元）428.合计产值（万元）.民营占总产值营产值可比项计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947年棉纱产量只有93年的.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0.9％和80.4％。火柴产量刚刚超过战前水平，为04.2％。煤、铁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5.％和38.8％。电力发展比较正常，为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5.％、2.2％、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4种，民营产值94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947年较战前微增.5％。除上述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0项较大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8页。

    民营工业，对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2战前产量947年可能产量947年为战前的％毛纺织（万码织（万匹织（万打革（万张胶（万吨制盐（万担制糖油（万担）皂（万箱瓦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0％。

    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2％，官僚资本占4.％，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发展了.

    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93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4家，纱锭50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0家，纱锭274.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纱产量947年仅及战前的年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93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台，仅为战前5304台的.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2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8页。

    亦大。94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0余万美元。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0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余枚，尚不足93年25.万余枚之数，布机99台，略多于战前的542台。裕大华集团，93年有纱锭8550枚、布机324台，到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0.5万枚、布机38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93年产量的52％、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94—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发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08家，日产能力2.8万包。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93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09万包；948年底，实存面粉厂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00万包）。但从产量上看，94年只有战前的70％强，之后逐年下降，到948年只有战前的/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0％—40％。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速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0％，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94—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0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发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0％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0％。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个，到949年共有0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947年产胶鞋000万双，汽车轮胎万条，都超过战前。但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0％—90％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94年民营厂产硫酸98吨，947年产.3万吨，948年产.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94年产硝酸年2272吨。盐酸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0％，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735吨，只及战前的80％。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0万吨，947年仅恢复到万吨，948年更跌至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0万吨，947年仅产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947年产量仅及战前93年的一半，只有942年最高产量的/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947年民营矿产煤420万吨，是战前93年民营煤矿产量的5.％，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93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约为8.0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948年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发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0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94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93年的5％，到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0.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93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第七章新民主主义经济第一节新民主主义经济——崭新的经济形式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它不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经济形式，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新的工农政权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崭新经济形式。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演变、革命进程考察，束缚着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势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强”式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势的演进，中国共产党被推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到来，又必然要有一个过程。经济落后的国情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阶级共同参加革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革命进程中和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都不可能完全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的经济形态，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从这一点上考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

    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革命根据地。它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对立物，尽管诞生之初比较弱小，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之后，共产党人努力认识和把握它的运行规律，不断完善经济政策，健全运行机制，使之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在中国大地，殖民地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不同地区内同时并存，但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彻底打破束缚中国发展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也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大大解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为共产党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使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认识到一些切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规律，这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规定或设想的经济形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事先设计好模式、然后在根据地照“本本”执行的经济形式，而是中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面对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土壤，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共产党人对它的认识、分析也日益深入，并从而规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933年4月，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张闻天在这里已初步讲明根据地经济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934年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根据地的经济构成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义经济成分，但封建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被削弱。毛泽东940年9月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国营经济”，因为毛泽东在报告中曾提出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张闻天文集》第卷，第340页。

    《毛泽东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33页。

    国家资本主义。2他所说的“半自给经济”，当然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也包括农村中的其他经济成分。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共产党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里对新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想，同934年二次全苏大会上的提法相同，但有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新的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解放区呈现出来，这为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947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2948年9月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是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又说“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3同月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提纲》还具体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内容、性质、作用及共产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对这份《提纲》极为重视，作了认真修改，修改后关于经济结构的表述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2这一基本思想不久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0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058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页。

    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993年版，第—闻天文集》第4卷，第7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29页。

    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这不仅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五种经济成分，还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受，被写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共产党人有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张闻天942年在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做调查后写过《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他还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毛泽东944年3月在一次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也把新民主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2。新民主主义经济即为新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中共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看法。

    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讲到“新资本主义”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3从此，党内外一般不再把新民主主义经济表述为新式资本主义。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形成共识的根本点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原封不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33页。

    《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8页。

    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0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39页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经济”。其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公私合作的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是受到节制、“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经济”，尽管它每日每时地“胎生”着“资本主义”，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将被吸引到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即合作社经济中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2。所以，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称作“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一般还不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新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后，947年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更明确、更完整的表述，即“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张闻天《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文。

    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页。

    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一经济纲领反映了各革命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之所以要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是因为共产党人及一切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清醒地认识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造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攫取中国财富，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属国，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在华取得的种种特权，压迫、剥削中国，掠夺中国财富，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经济上完全独立了”，中国经济才能得到“广大的发展”，才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同时，共产党人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可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做生意”，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并欢迎外国来华投资。93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当中国真正取得独立以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他又说“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939年2月，毛泽东在与一位国际友人谈话时再次重申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2。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欢迎外国投资，愿意与外国“做生意”、建立平等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强调取缔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949年3月泽东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页。

    2《毛泽东年谱（）》中卷，第0页。

    3《论联合政府》，解放社950年单行本，第72页。

    国家在华一切特权的同时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4总之，中国共产党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与中国同它们的正常经济关系区别开来，主张取消一切国家的在华特权，同时愿意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希望有“外援”，但绝不能“依赖”它。

    中国的官僚资本包括两部分，即由国家投资、以国家名义经营、依靠政权力量实行垄断，并由官僚控制和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和由大官僚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采取非经济手段所聚敛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及封建剥削制度，“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严重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打破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同时，官僚资本基本上是榨取人民而积聚起来的财富，理应回到人民手中。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完成反封建任务的必由之路，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等不同时期，根据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不同客观实际，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策略，最终实现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目的。

    之所以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其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2。其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因此共产党没有理由将他们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而应当通过保护民族工商业来争取、团结他们，同他们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三，“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2。而且，“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3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254页。

    《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3。其四，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内“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经济还不发展”，加之“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和“自由贸易的发展”，所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4。其五，如果“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5。“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它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因此保护它、发展它有着重大意义。其六，由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经济向合作社经济发展，因此“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反倒可以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一定的“基础”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私人资本主义毕竟“处在和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竞争的地位，它的发展方向是要走旧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存在着“极大的投机商业资本”，“进行各种商业投机”3。因此，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即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4。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方针和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生产运动中就明确规定了“公私兼顾”的原则。这时的“公私兼顾”，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言，特别是指军队与民众两方面的关系而言，因此，“公私兼顾”也可称作“军民兼顾”。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3《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4《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00、08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255页。

    2《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85页。

    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0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3页。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这个“总目标”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目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两项基本政策。这里所讲的公私兼顾，已不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是指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在发展公营（主要是国营）经济的同时，要照顾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手工业、农业）数量上在经济构成中占绝对优势，不发挥这部分经济的生产积极性，整个生产就要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发展。因此，人民政府要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国营、私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先公后私”）。刘少奇对此曾形象地解释为“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所谓劳资两利，即处理好私营工厂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要剥削工人，为了发展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对工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削，保证资本家能赚钱。资本家多开工厂，发展生产，不仅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失业压力，更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人民政府是要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因此又必须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但是，如果只顾工人改善、提高待遇，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势必造成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无异于“自杀政策”2。所以，必须“劳资两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