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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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准纪委书记 第五十四章 客聚北京（第3页）

“其实小王这个人还是不错的，热心，勤快，尽职尽责的。”

白丰收看着王金昌难堪的神情，接过话头为他圆场。

“我知道小王不错，就是知道他不错才让他参加这样的谈话，才这样敲打他。”

郑明的语调和缓了下来，转向王金昌意味深长地说：“也许这样的敲打对你很必要，也许很久没有人对你说这样的话了，这样的话听得少了，心里的警戒就少了，自然对自己的要求就松了，这样对你不好，真的不好。”

王金昌频频点头，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似乎感悟到什么，感激地望着郑明的脸，默默地品味着。

看着有些紧张的气氛，郑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呵呵笑着说：“似乎这个时候批评小王有些不合时宜，把大家搞得这么紧张，其实也不必在意，就是同志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嘛！

大家也可以批评我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发脾气嘛！

现在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少了，一言堂多了，大家也就不习惯了。”

“郑书记严格要求他是对的，是为他好，作为他们这样的青年干部，最应该当心的就是权力的运用，以及对于权力的认识。”

白丰收深有感触地说：“与我们这一代干部不同的是，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把着扶着，生怕我们摔倒，生怕我们走偏，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都倾注着上级和组织的关注和心血。

他们这些干部就不同了，只要能工作，只要经济工作有想法、有思路、有胆子，所谓一俊遮百丑，似乎一样好，就什么都好了，思想倾向，政治觉悟都没人管了，个人生活那更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似乎这就是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其实是放纵，是不负责任。”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要反复说，反复强调的问题，也是见面就批评小王的原因。

他们驻京办能量太大了，活动范围之广也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很多别人进不去，想想都胆怯的地方，他们抬腿就能进去。

这靠什么，一靠他们的钻营，二靠他们的手段，三靠驻京办的名头，靠来自财政的公关经费。

好的一面是疏通了很多关系，为河海经济助力不小，不好的就是办私事，或者帮着别人办私事，这要没有控制和监督，后果不得了。”

郑明看了王金昌一眼，眼神中透着柔和，似乎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和发起的，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为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建立付出过智慧和热情，甚至鲜血和生命，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也用满腔的热情和汗水辛劳呵护着国家和国家利益。

他们知道这个国家的症结在哪里，制约着国家发展的问题是什么，但面对并不太平的国际政治局势，他们只能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心力去努力，但他们明白，这个国家需要什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应该怎么样。

因此，在国家政治环境从冷战到相对缓和的时候，抓住时机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充满了胆略和政治智慧的。

改革在他们眼里是改变和革新，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富足国家经济，建立富强民主的新型社会体系和社会秩序。

他们是清醒的，他们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而最珍贵的又是什么？随着他们渐渐的离去，越来越多年轻和新鲜的血液充实到党的领导集体里面，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科学化，确实带来了新的变化和进步。

我们就是这个时候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但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共和国的建立，没有经历过建立新中国的艰难和血雨腥风，我们对这个共和国的感情就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可以说传承大于感情，理智大于热情，因此我们更注重实质的变化，更注重决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

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我们都毫不犹豫地去推行，去实践，渐渐地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渐渐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打破大锅饭，砸三铁，只想到了带来的促进和正面效益，忽视了这些集体归属感对于老百姓的利益和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我们促进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却无形中淡化了政治，更忽略了政治智慧的运用。

随着我们出发点的偏移，更多更年轻的的干部走进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更年轻，更有活力，更有能力，甚至很多都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其中还不乏海外留学的背景和经历。

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更加淡化，甚至认为国家只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名词，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什么民主、自由，甚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带了进来，加之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国家概念已经弱化到一个家庭的地步，世界越来越小，国家已经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这样的思潮主导下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活动，无一例外都带着很深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了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主流，甚至发展到与民争利，与民对立的地步，社会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智慧的弱化，和国家感情的淡薄。

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建立的艰辛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眼中的国家只是一个个人组成的集体，传统的教育已经不能使他们产生任何的感触，责任意识、使命感更是让他们不齿的概念，更别提理想、信念的传承和发扬了，没有了这些约束他们也就更加的无所顾忌，可以做任何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以此衡量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奉献在他们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一份付出就应该有一份回报，甚至一份权利就应该得到一份利益，放纵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也就放纵了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自觉和自律，这就是如今的现实，这就是如今很多干部迷失之后的状况，责任在他们，更在我们身上，我们交出权力的同时，没有把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交给他们，没有让他们知道人民是什么，国家是什么，更没有有效地告诫他们，这个国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的失职，更是我们不可饶恕的错误。

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和行为发展蔓延下去，即使没有颜色革命，老百姓也会革了我们的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郑明说着，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显然这样的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但却是一己之力难以挽回的，所以痛苦自责中，还有着深深的无奈。

“您忧虑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也很有远见，好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已经渐渐意识到了这些，也渐渐明白应该怎么加强责任意识和宗旨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最终用制度和纪律来重塑信仰和理想信念。”

看着郑明书记疑惑的眼神，白丰收呵呵笑着说：“这都是小张这些天说给我听的，齐天翔同志在平原的培训假戏真做，还做真了，亲自进行的讲课中不但强调了信仰和信念，还探寻了通过制度设计，加强责任心和宗旨意识教育培养的问题。

这会也让小张给你也念叨念叨。”

小张在白丰收的鼓励下，迎着郑明温和的目光，小心地说：“齐书记是借一个与八零后的对话，开始的探讨，大致的意思是八零后的反驳：你们给了我们什么？你们又应该给我们什么？你们想过吗？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成长尽可能多的呵护，甚至给了我们足够的关切和希望，可你们给了我们信念和理想教育了吗？给了我们你们认为最珍贵的责任和信仰了吗？不管你们满意也好，失望也罢，你们的一切总要交到我们手上，这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因此你们必将和我们一起承担教育缺失的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