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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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他提倡的“谴告”

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

他还提出“限民名田”

、“盐铁皆归民”

、“去奴婢”

、“薄赋敛、省徭役”

等改良主张4，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

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

4《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公孙弘两次应征，两任博士公孙弘（前202—前2），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

年轻时，当过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在海上牧猪为生。

到了四十余岁才发愤求学，学习《春秋》杂说。

武帝初年，下举诏贤良文学之士。

那时，他年已六十，菑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

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

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

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

。

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

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

。

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

；“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

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

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

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

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

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

，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

，“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

阿顺君旨，位至卿相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

此人“恢奇多闻”

，有权术，善辩论，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武帝却以为“其行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