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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7章 乱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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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

    基于此,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而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却苦于回天无术,只好也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因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所有的独特优势,遂应运而盛。当然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其始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复兴岳麓书院。名闻天下的两大著名书院的相继复兴,为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直到南宋理宗朝才达到高潮,共有书院五百余所,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

    南宋书院的勃兴,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和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进一步丰富充实,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

    南宋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藏书楼、讲堂、斋舍、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讲堂多达十余间,斋舍百余间,容纳生徒和来访者数百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充实和丰富,特色更为突出和显著。

    南宋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地位高、影响广,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许多地区的主要教育机构。而让赵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南宋的书院却都标榜反对科举,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

    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勖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赵昺以为造成这种局面,诚然是以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与书院勃兴。导致许多士人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却又与高宗支持书院发展的愿望相悖,他们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

    让赵昺觉得就像现代人以为杀生是件极为残忍的事情,主张保护动物的生命权,但是却又抵御不了肉‘真香’的诱惑,成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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