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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5章 拉人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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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他也不否认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可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作,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对蒙元进行打击,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威胁大宋,从而为自己推进革新争取时间。

    打仗讲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赵昺也知道革新必须从上而下进行,首先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自己当然不能动,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朝的宰执们,这些人作为士人阶层的风向标,士大夫们的领袖,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做买卖要讨价还价,这时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协,赵昺现在摸清了对方的底价,恢复三省其实就是让权,让士大夫们得利,把他们先拉到一条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须要夹带些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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