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前面,因为人群永远是跟着大哥的,如果你落在后面,不仅很可能被后面的人群踩到,而且动作慢的话,还有可能被各地的安保人员拒之门外。假如你身上没贴什么标签,也没带工作证,人家不确定你是谁,你就要在门口解释半天,或者请里面的人再出来接,这样就会很麻烦。
在这里列举几个大哥的得力干将。
编剧邓景生先生,从《师弟出马》开始,跟大哥合作已逾30年。年近70岁的他,看起来总是精神矍铄,我们这些小朋友会叫他“阿公”,其他人叫他“邓Sir”。20世纪80年代刚跟嘉禾签约时,公司把他介绍给了大哥,两人从一开始就合作融洽,此后这么多年,大哥的很多戏都有邓Sir的参与。他最擅长把大哥的零碎想法拼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也是最早从好莱坞电影中攫取灵感的人。邓Sir现在帮大哥兼任“管家”,在大哥眼里,他是一个非常忠心耿耿的人,某些时候甚至达到了“愚忠”的程度,“这么多年里,他不是没犯过错误,但对我来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只要是无心的,也没有对不起公司,就要允许别人犯错”。平时如果是出去玩,大哥一定不会叫上邓Sir,“他不爱玩,也不会玩,我叫他一起出去,他也只是待在那里,所以我就不去为难他。不过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我知道只要交给他,他一定会办得很好”。
大哥在台湾的经纪人叫Emma,最早在嘉禾的台湾分公司工作,负责影片的宣传企划。大概是1989年,那时候的华语影片非常兴盛,大哥电影的台湾发行就由这家公司做,Emma负责带着演员跑宣传,两人合作的第一部是《警察故事续集》,之后两人又常常在金马奖上碰面。有一年大哥入选台湾的“华裔杰出青年”提名,活动在高雄一连办了几天,都是Emma在帮他安排各项事务,后来大哥在台湾录制专辑,工作上的交流越来越多,就变得很熟悉了。这之后台湾嘉禾关掉,大哥就让她自己开公司,帮他处理个人公关事务。在Emma看来,大哥是个特别正面的人,不管对任何事情,他都不愿意也不习惯给出负面回应,“他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就算到了七八十岁也不会改”。很多时候台湾媒体会揪住大哥的话柄大做文章,Emma气得流眼泪,觉得是自己工作没做好,大哥就会劝她,“不要难过,这些事大哥担得起”。
按照工作年头算,资历排在邓Sir和Emma后面的是袁农。我们都叫她袁姐,大哥也跟着这么叫。大哥最早认识袁姐的时候,她是在《醉拳2》做副导演,“我看她特别勤快,我喜欢勤快的人,而且不做作,我讨厌那些很‘装’的人”。袁姐跟大哥工作多年,依然对他有种“盲目的个人崇拜”,在她眼里,大哥现在已经活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无欲无求,很多事已经不在乎了。在我看来,大哥对她影响最大的,是面对问题时一种淡定的态度,好像没有什么是很严重的问题,任何时候天都不会塌下来。当初从戛纳回来,袁姐看到我写大哥的那篇文章,她跟我说:“我当时看得眼泪哗哗地掉,真的特别感谢你把这些写出来,我们这么多年跟在他身边,好多东西都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看到你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写,还是觉得特别感动。”
现在帮大哥做贴身助理的Dorothy,大家都叫她多姐,最早是在香港的片场做制片助理,当时大哥对她印象很好。后来电影杀青,大哥刚好开了一个车行,就请她帮忙管车行。结果没开多久,车行就倒闭了,都是因为大哥对所有朋友都免费,最后总是赔钱只好关掉。聊到这里的时候,多姐在旁边打趣说:“车行关门跟我没关系啊……”关门之后多姐就开始帮大哥做助理,就像我前面写的,多姐的包真的就是百宝箱,我从来没见过大哥要什么东西她那里变不出来的。去英国读书之前,多姐一再嘱咐我在国内带些汤料包过去,这样到了伦敦就可以买些食材,炖汤给自己喝。
现在负责大哥电影事务的Joe姐,原来在TVB做监制,很早以前在香港,曾经帮大哥做过一次演唱会,当时就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之后有次大哥要在内地举办演唱会,对于当时的制作团队不满意,就跟身边的人说:“不如找阿Joe来啊?”从那之后Joe姐开始跟大哥工作。他们经常去世界各地做很多活动,有时在一些国外的慈善活动上,尤其是面向小朋友的活动,大哥总会被要求唱歌,尽管语言不通,小朋友未必能听懂,大哥也总是不推辞。这种要求往往是很即兴的,这时候麦克风、音响、伴奏音乐这些就都是Joe姐安排。
邓Sir和大哥香港公司的一个会计,算是资历最深的工作人员了,两人都有三十几年;大哥日本的经纪人Nobu是从一个小女生开始,一直跟大哥工作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韩国的经纪人Ms.Lee,从《飞鹰计划》起开始跟他工作,现在在韩国经营大哥的事务所;新加坡的经纪人Simon跟大哥工作超过20年;美国的经纪人Philip Button,跟大哥工作也有十七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