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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陪审团……这看起来像是冷血杀手的脸吗?”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不过这个人的脸并没有出现,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典型的漫画式笑脸:两个黑点代表的是眼睛,一个凸向下方的半圆代表的是微笑时的嘴形。就像所有优秀的喜剧一样,拉尔森的漫画让我发出了源自内心的笑声,但随后也让我陷入了沉思。

    陪审团要做的决定都是很严肃的,所以他们必须尽最大可能保持理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想如果通过实验的方式来测验一下这种所谓的理性肯定非常有趣。于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王牌科技类节目《明日世界》的直播中,我们请观众来扮演陪审团成员。我们会播放一段模拟审判的视频,然后请观众确定视频中的被告是否有罪。观众可以通过拨打两个不同的电话号码进行投票。

    不过,电视观众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把全国分成了两个大组。我们发现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是通过13个不同的发射器覆盖全国的。通常来说,这些发射器传输的都是相同的信号,所以全国电视观众看到的节目也都是一样的。然而,为了配合这次实验,英国广播公司专程为我们开了绿灯,让这些发射器传输两种不同的信号,从而将英国的电视观众一分为二,两组观众看到的也就是两种不同的节目。

    被告被指控破门而入偷走了一台电脑,所有电视观众看到的犯罪证据都是一样的。然而,两组观众看到的被告是不同的。其中一个被告的脸部特征与人们通常想象的罪犯非常吻合——塌塌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另外一个被告的脸部特征则给人以清白无辜的印象——婴儿脸和清澈的蓝眼睛。为了确保实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两名被告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样的,坐在被告席上完全相同的位置,而且都面无表情。

    我们仔细拟定了法官的陈词,说明了被告为何被指控犯有入室盗窃罪,然而,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和出庭的证人都不能确凿地证明被告是否有罪。比如说,被告的妻子说他在案发时正在一家酒吧里喝酒,但另一名证人说看到他在案发前30分钟左右就离开了酒吧。案发现场的脚印跟被告的鞋子非常吻合,但很多人都有那个牌子的鞋子。

    节目播出后,我们焦急地等在电话机前,不知道到底能接到多少电话。很显然这个实验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做撒谎实验时,我们接到了大约3万个电话,但这一次,打进电话的观众人数至少是上次的两倍。在判断被告是否有罪时,公正、理性的观众只会关注证据。然而,实验结果证明,很多观众的判断都受到了被告脸部特征的影响。大约40%的人认为塌鼻子、深眼窝的被告有罪;只有29%的观众认为蓝眼睛、娃娃脸的被告有罪。很多人忽视了犯罪证据的复杂性,单凭被告的脸部特征就草草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电视演播厅里的模拟法庭相对而言具有非常明显的人为痕迹,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效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亚利桑那州梅西赫斯特学院的心理学家约翰·斯图尔特曾花费数个小时在法庭上评估真实被告的吸引力。他发现,对于外貌英俊的男人,法院的量刑要远远轻于那些犯有同样罪行,但长相不太有吸引力的人。

    在《影响力》一书中,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将这项研究与一个极不寻常的实验联系在了一起,实验的目的在于探讨在监狱里对病人施行整形手术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矫正脸部出现的损伤,纽约市监狱的一群犯人被施行了整形手术。研究人员发现,与没有接受整形手术的犯人相比,整过形的人再次犯罪入狱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罪犯所接受的改造看起来并不能防止他们再次作案,比如教育和培训。但外貌却好像能够解决这一切。实验结果引起了一些社会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他们表示,社会上的刻板印象是导致一些人屡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所在,而改变其外貌特征是一种阻止他们再次作案的有效方式。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不过,西奥迪尼却利用詹姆士·斯图尔特获取的数据对实验结果做出了另外一种诠释。整形手术对于罪犯是否会再次作案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外貌得到改善后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被投入监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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