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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乾隆帝的黑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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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 军机大臣。他的弟弟鄂尔奇为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曾在军机处任行走，后为 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亦为参赞大臣；三子鄂弼，任山西巡抚、西安将 军；四子鄂宁亦历任巡抚；五子鄂忻为庄亲王允禄之婿；鄂尔泰之女嫁宁群王弘蛟：侄子鄂 昌任湖北、甘肃巡抚。真是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鄂尔泰见识远大，知人善任，颇有古大臣 之风。他首倡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为巩固统一，卓有贡献。雍正对他极为宠信 ，认为他的能力实属大材。而鄂尔泰每每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亦屡称鄂尔泰“胜朕顽劣之子 ”，他们君臣相得，非同寻常。雍正对此并不隐讳，他在给鄂尔泰的朱批中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 然而鄂尔泰虽生性豁达，奖掖后人，却是骄倨有余。久而久之，就在周围聚集起一帮趋 炎附势之人。到乾隆即位后，鄂尔泰已在朝廷内外结成了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者，不仅有 微末之官员，而且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尹继善、仲永檀等皆投入其门下 。与鄂尔泰同受雍正皇帝器重的是汉大臣张廷玉。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中进士 ，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 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一门朱紫，其父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官至大学士， 死后赐谥“文端”，寓以人品、学问端方之意。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瓒官拜 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张廷玉的三个儿 子也都登官仕进，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堪称满门贵盛，天下荣之。张廷玉长期为雍正皇帝起草谕旨文书，长于 文学之才，且又勤劳谨慎，善于贯彻皇帝的意思，被雍正视为股肱心腹。一次张廷玉偶患 小恙，雍正皇帝命御医前往诊视，又遣内侍询问寝食，关怀备至。随后他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众人不解，惊问其故。雍正笑着说：“大学士张廷 玉患病，非朕臂痛又是什么呢？”皇帝的宠信和倚重，使张廷玉置于权势显赫的地位，在他 的身边自然也团结起了一帮势力。到乾隆即位时，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一时大臣皆为后进，或由知遇之恩，或因提携之 情，投到张廷玉门下的不知多少。总之，乾隆即位后，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都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 各立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同水火。正如乾隆所说的那样：“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 ，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鄂尔泰与张 廷玉“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但为争权夺势，却无时不在暗中较量。张廷玉向 来以谦冲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 自容。且看下面两人之间的一次玩笑对话：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 曰：“此帽放在何处？”张廷玉冷笑几声，回答道：“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张廷玉 明明是在警告鄂尔泰要老老实实为官，否则乌纱帽就戴不长了。鄂尔泰虽然十分恼火，却又 找不出发作的理由，只好自家生闷气了。其实，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廷的大 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上层权力圈内，满 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即使满汉同官，权力也往往掌握在满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鄂张 两党的力量对比，不可能绝对平衡，而总是鄂党占上风，张党占下风。两党之间第一次大的 冲突，就发生在雍乾交替之际。雍正逝世前夕，因贵州台拱、古州一带的苗民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 正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因为鄂尔泰曾在雍正面前夸下海口，声称西南 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功夫，苗民复反，苗事再起。鄂尔泰虽感意外 ，但自觉心亏气短，便上疏请罪，要求罢免官职，削去伯爵，甘愿回家养病。雍正皇帝当时 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很高，便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解去他大学士之 职，削去伯爵。鄂党一时失势，而张党的势力却在上升。雍正皇帝派往苗疆平叛的大臣是刑部尚书张照，他正是张廷玉的得力党羽。张照挟门户 之见，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所以一至贵州，便开始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 正告发，欲全盘推翻“改土归流”的政策。由于张照一门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是一筹莫展。他这个苗疆大臣用兵不得要领，而且政策上 也有失误之处。他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反、反复无常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 。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把苗民逼上了绝路，反抗益坚，甚至手刃妻女从军抗清。“苗患” 在进一步蔓延，几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但雍正的死，改变了一切。
乾隆继位后，完全赞成“改土归流”的政策，对张照极为不满，斥责他持门户之见存心 报复的行径，并将张照逮京下狱。封建专制政治下，生杀荣辱系于皇帝一身，人臣的命运， 往往改变于瞬间，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哀乐。雍正皇帝在临终时宽容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 误，仍让他以大学上承受顾命，辅佐新君。而乾隆皇帝又以鲜明的态度，为鄂尔泰翻了案， 在逮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苗疆。鄂党占了上风，以为机会已到， 欲穷追猛打，置张照于死地，以达到穷治张党的目的。乾隆尽管肯定了鄂尔泰执行的政策，但岂能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制造大狱、形成一党压 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平衡，这正是专制君王的统治之术。正是在这 种不使一党得势，亦不使另一党失势的指导思想下，乾隆皇帝赦宥了张照，命其在武英殿修书行走，后又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五年后官复原职，仍居刑部 尚书之位。乾隆当时尚无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张二党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这 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它不致因为自己是个新手而出现什么故障。一个政治体制下存在两个 以上势力集团，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最高统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对 立的双方，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要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存，共同效忠于自己，这就是 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统治之术。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乾隆六年，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 参劾张廷玉泄密，乾隆起初并不相信，因为张素以缜密见称。仲永檀便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 尚书史贻直的密奏曾被宣扬于外。吴士功为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 清楚地记得，吴士功上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泄密的责任必在张、吴二人。此 事如果追究下去，将成大狱，张党必然会遭到惨重打击。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压下，对吴士功 泄密姑且不究，张廷玉也没有因相互串通、泄露机密而受到惩处。仲永檀攻讦张党泄密，其 实鄂党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仅仅过了一年，仲永 檀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之事即行败露。他们相互交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仲永檀无非是要 巴结讨好鄂尔泰，才与鄂容安结为至交。这种无视法网、朝纲的明知故犯行为，令乾隆气得 发指，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饬”，是营私党庇之过。 见乾隆大怒，张党乘机落井下石，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此事如果追究 下去，鄂尔泰必将身败名裂，鄂党也会随之崩解，形成张党得势的局面。这并不是乾隆皇帝 所希望的结果，他必须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以收牵制之效。于是乾隆同样从宽发落，除仲 永檀下狱、在狱中病死外，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议处，以示薄惩。乾隆皇帝在操纵驾驭官僚政治这架庞大的机器时，犹如驾驭一艘巨轮航行在大风大浪的 海上，他尤其需要保持船身的平衡，只有这样不偏不倚，才能闯过激流险滩。
但雍正的死，改变了一切。
乾隆继位后，完全赞成“改土归流”的政策，对张照极为不满，斥责他持门户之见存心 报复的行径，并将张照逮京下狱。封建专制政治下，生杀荣辱系于皇帝一身，人臣的命运， 往往改变于瞬间，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哀乐。雍正皇帝在临终时宽容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 误，仍让他以大学上承受顾命，辅佐新君。而乾隆皇帝又以鲜明的态度，为鄂尔泰翻了案， 在逮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苗疆。鄂党占了上风，以为机会已到， 欲穷追猛打，置张照于死地，以达到穷治张党的目的。乾隆尽管肯定了鄂尔泰执行的政策，但岂能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制造大狱、形成一党压 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平衡，这正是专制君王的统治之术。正是在这 种不使一党得势，亦不使另一党失势的指导思想下，乾隆皇帝赦宥了张照，命其在武英殿修书行走，后又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五年后官复原职，仍居刑部 尚书之位。乾隆当时尚无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张二党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这 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它不致因为自己是个新手而出现什么故障。一个政治体制下存在两个 以上势力集团，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最高统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对 立的双方，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要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存，共同效忠于自己，这就是 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统治之术。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乾隆六年，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 参劾张廷玉泄密，乾隆起初并不相信，因为张素以缜密见称。仲永檀便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 尚书史贻直的密奏曾被宣扬于外。吴士功为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 清楚地记得，吴士功上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泄密的责任必在张、吴二人。此 事如果追究下去，将成大狱，张党必然会遭到惨重打击。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压下，对吴士功 泄密姑且不究，张廷玉也没有因相互串通、泄露机密而受到惩处。仲永檀攻讦张党泄密，其 实鄂党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仅仅过了一年，仲永 檀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之事即行败露。他们相互交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仲永檀无非是要 巴结讨好鄂尔泰，才与鄂容安结为至交。这种无视法网、朝纲的明知故犯行为，令乾隆气得 发指，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饬”，是营私党庇之过。 见乾隆大怒，张党乘机落井下石，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此事如果追究 下去，鄂尔泰必将身败名裂，鄂党也会随之崩解，形成张党得势的局面。这并不是乾隆皇帝 所希望的结果，他必须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以收牵制之效。于是乾隆同样从宽发落，除仲 永檀下狱、在狱中病死外，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议处，以示薄惩。乾隆皇帝在操纵驾驭官僚政治这架庞大的机器时，犹如驾驭一艘巨轮航行在大风大浪的 海上，他尤其需要保持船身的平衡，只有这样不偏不倚，才能闯过激流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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