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4

bsp;   这条法律汉朝没有，光武帝一上台就颁发诏书，规定天下以人为贵，任何伤害奴隶身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平民，必须被治罪，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减罪。汉光武帝在公元35年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而到了西晋没有这个“杂抵罪”，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客和佃户。就是说，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人家只会被罚款。这对部曲来说，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有利于庄园主组织、调配生产活动。（当庄园税赋不再是国家的主体税赋时，庄园主的特权才能被消弱。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鱼玄机因妒打死自己的女奴，而被官府判了死刑。）

    在庄园体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学是其中的代表。

    （二）以无为本要求个人自由放达。

    老子的《道德经》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王弼引出庄子，从个人的角度看世界。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以上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强调人生观应该掌握、利用‘客观世界’。这和他的老师王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王肃提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

    玄学探索人性，认为人和其他生物都是一样的（庄子：天与人一也）。从人性的自然性入手，这样天道自然，自然规律或者说世界观就是玄学的一个首要的组成部分。

    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

    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这和老子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何其相似。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

    古往今来，中国的儒家学者研究的是人性论顺从社会观，可他自己经常跳出这个研究范畴，表现出一丝虚伪。试问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有几个人能全做到。编写礼记的大戴都感叹：完全按礼记行事，连孔子他老人家也做不到。

    食不语，寑不言，十不吃。从起床到睡前儒学都管了。只为社会服务的‘君子’不存在。（所以‘礼’应该被大面积删砍，只要符合‘人的利益’即可）

    而西方学者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所以什么事都要跳进这个研究之中，先验自我。‘我’不适应就是所有人不适应，显示出过分的狭隘。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以无为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也没独立发展下去，但对儒、道、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任何的学说都是有瑕疵的，玄学的缺点也很明确，我们在玄学的人性论中在讨论。

    王弼的以无为本成为玄学主流的世界观。

    玄学的世界观还有裴頠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頠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弼的以无为本。

    由于裴頠是贾后最有才华的亲戚，裴頠曾在政坛红透一方。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他们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才三十岁的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很多年以后王敦也批评过裴頠，认为他甚至比庾亮差的太远。这当然是在裴頠死之后。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