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性的另一面——重大事件篇

责任和惩罚只字未提。

    1868年8月，斯捷克利男爵交给俄罗斯国库一张“720万美元全部收讫”的凭据，并称钱已转入纽约某银行。可据该银行向美国国会作证时确认，汇入银行的钱只有703.5万美元。不用说，16.5万美元已装进外交代表的腰包。

    这位男爵的最后命运更使这场领土买卖谜上加谜。据记载，1869年5月，斯捷克利男爵曾写信给外务部的友人，说希望得到两年的休假，信中充满恐惧和忧伤。从此，这位男爵就失踪了。

    ■《田中奏折》是真是假

    《田中奏折》是反映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扩张野心的一份文件，它一经公布，就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但日本政府却一致否认这份奏折的真实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每一场浩大持久的战争中都可能存在一些神秘莫测的重大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比如，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田中奏折》事件，就是一个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几十年来却仍然扑朔迷离、难明真相的历史公案。

    19世纪末，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但因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从而急于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而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由于自身资源的丰富以及国力的衰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觊觎。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田中奏折》全文6706个字，分五大章节和一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日本当局立即否认有此奏折，并对外一致声称《田中奏折》为伪造之物，旨在污蔑大日本帝国。日本当局许多的当事人还先后出面发表谈话，声称从未见过此奏折。日本的学者也跟着推波助澜，叫嚣《田中奏折》纯属伪造。

    日本方面否认的理由依据主要是：

    首先，《田中奏折》书写形式不符合日本惯例。

    日本政府认为，当时中国方面所公布的《田中奏折》从内容到形式均存在许多错误，不符合日本书写和呈送奏折的惯例。从上奏的形式上来说，奏折一般不写收件人的姓名，而是通过宫内大臣向上呈递的。但这个奏折不仅写了收件人，而且写的是宫内大臣。

    其次，奏折内容存在失实、错讹之处。

    日本政府还指出，奏折内容有失实、错讹之处。如：奏折里提到山县有朋参加了解决有关《华盛顿九国公约》的对策会议，但1922年2月6日缔结此条约时，山县有朋早在五天前就死去了；奏折说这个时期田中义一被派到欧美去了，实际上他去的是菲律宾；在奏折里有“福冈师团”的称谓，但事实上在福冈并没有师团；吉梅线的竣工日期是1929年5月间的事情，而1927年7月写成的奏折，却说它已经竣工了；奏折中还使用了“帝国主义”等不相称的用语。

    那么，《田中奏折》到底是真是假呢？既然它是田中义一递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国方面又是如何得知确切内容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田中奏折事件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在日本亲手抄录《田中奏折》的当事人蔡智堪，另一个是得到《田中奏折》抄本并加以翻译和发表的当事人王家桢。

    蔡智堪，中国台湾人，曾经旅居日本多年。正是他通过当时任日本宫内大臣的牧野伸显的帮助，扮作补册工人进入皇室书库，得以将《田中奏折》抄录带出，并亲自赶赴沈阳交给时任张学良秘书的王家桢。王家桢将其翻译后，未敢擅自向外界公布，而是将它交给当时的中国外长王正廷，最终得以让《田中奏折》曝光。

    如果说《田中奏折》是伪作，那为何日本政府在《田中奏折》公开的第二天，就将当时书库的官员全部免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而日本自1927年以后采取的一系列侵略扩张行为，则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没有丝毫偏差。这又作何解释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无论日本承认与否，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乃至称霸全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在历史上真的从未出现过《田中奏折》一事，也不能改写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

    ■佛朗哥为何没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受尽苦难和蹂躏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快乐的绿洲。这是“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

    ——佛朗哥

    在二战的法西斯独裁者中，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饮弹自杀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人吊死了，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而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却安然无恙地活到83岁的高龄，于1975年11月2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冠心病复发而寿终正寝。他是法西斯独裁者中唯一寿终正寝之人。

    为什么佛朗哥能把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近40年？人们普遍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佛朗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了中立态度。那为什么佛朗哥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这位独裁者“爱好和平”，还是他“能掐会算”，早知轴心国必败？否则，作为欧洲三大法西斯国家之一，且又和德、意在刚刚结束的西班牙内战中结成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西班牙为什么不和德、意同步而却独树一帜呢？

    1939年的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意图征服世界的野心不同，佛朗哥却认为：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是无意义的。因此，当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同在9月3日这一天，佛朗哥却公开呼吁使战争局部化。他声称，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来商讨结束一场有可能导致“亚洲式的野蛮残暴”的战争。9月4日，西班牙即宣布在二战中的“中立”态度。

    对于佛朗哥中立态度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认为，佛朗哥不参战是因为国内出现经济、政治危机。当时，西班牙内战刚刚结束，国民经济濒于停滞状态，食品严重不足，灾荒频繁，人心浮动。必要的进口工业材料和设备供给不足，黄金、外汇储备十分短缺。

    政治方面，共和派、君主派右翼集团和共产主义者左翼集团依然保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影响。佛朗哥领导的长枪党内部也酝酿着种种不和，猜忌、争斗又削弱了党的独裁统治能力。因此，佛朗哥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国民经济、稳定政局、确保独裁统治。

    对于这种说法，有人提出质疑：国内危机并非佛朗哥不参战的可靠理由，这是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转移政治危机、缓解经济危机的最快捷而有效的办法，往往正是对外战争。

    第二种说法认为，佛朗哥不参战是因为同盟国的利诱、拉拢。西班牙和直布罗陀、丹吉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盟国担心，一旦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作战，直布罗陀海峡必为其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航路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1940年3月，英国同意向西班牙提供200万英镑的贷款，并允许它从盟国进口某些禁运的工业原材料。英国还从阿根廷快速运送一批食品到西班牙以解决其燃眉之急。1941年初，美国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援助西班牙价值15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物。随后，罗斯福又设法让国会同意放松美国商人向西班牙输出石油的控制。

    但这种说法的软肋在于：人所共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朗哥建立政权之余给予了大力支持，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佛朗哥的大恩人也不为过，三者更是形成了“兄弟式”的亲密关系。而且，德国一直在对西班牙提供军事援助，希特勒更是对佛朗哥许以重诺，可佛朗哥却终究不为利所动。

    第三种说法认为，佛朗哥并不仇视英、法、美等其他西方国家，他反对的只是苏联。因为苏联是支持西班牙国内左翼力量的后台。佛朗哥曾经说过，西班牙和西方世界的真正敌人是苏俄，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过是为俄国人“火中取栗”。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佛朗哥立即表示支持德国的军事行动，并很快组织了1.7万人的长枪党志愿军，称为“蓝色师团”，参加对苏作战。佛朗哥强调，“蓝色师团”只表明西班牙抵制苏俄的一贯立场，并不等于参加轴心国一方作战。

    然而，这种说法也存在疑点，那就是1943年德军失去对苏优势后，佛朗哥为什么要落井下石撤回“蓝色师团”呢？而且佛朗哥与各国的交往表明，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会因为反对苏联而放弃参战可能带来的利益。

    更让人疑惑的是，面对佛朗哥坚决的中立态度，当时在欧洲势力正盛的希特勒却一再容忍，甚至当佛朗哥拒绝他进攻直布罗陀海峡的提议后，也并未对西班牙开战。然而，这其中的种种疑惑也随着佛朗哥的逝世最终尘封在历史长河之中。

    ■巴尔干的政治纠纷之谜

    巴尔干这块政治、军事要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欧洲各大国的垂涎目光。二战中，巴尔干也不例外地成为轴心国和同盟国的争斗目标，再次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巴尔干政治纠纷，这一切都源于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三世的离奇死亡。

    自古以来，巴尔干地区就是欧洲大国争夺的焦点。它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更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因此，所有这些矛盾特别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巴尔干地区经常发生纠纷、冲突和战争。而在二战中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政治纠纷则是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团。

    巴尔干对希特勒来说，不仅是其第三帝国的东部前线，而且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石油的重要供应地。同时，巴尔干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还为德军提供了好几万的士兵。

    然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密切关注着巴尔干地区的局势。这块土地太适合共产主义传播了。而且，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将为斯大林的战争机器提供巨大的帮助。英美更是一直在散布谣言，迫使希特勒相信盟军将要进攻巴尔干重地保加利亚。这样就使希特勒调集军队到保加利亚，从而减轻了盟军在西欧的压力。

    由此可知，巴尔干地区在当时具备了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从地理位置来看，保加利亚位于黑海之滨，南临希腊，北临罗马尼亚，长370英里，最宽处185英里，是一个山地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从政治上来看，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三世一方面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对英美宣战，一方面却又尽量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保罗斯三世这种截然相反的作战态度实在让人不解。

    1943年，希特勒在他的东普鲁士的指挥所得到消息说，保罗斯三世暗中纵容将该国从轴心国分裂出去的行为。希特勒顿时警觉起来。1943年8月28日，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行宫中紧急召见了保罗斯三世。在希特勒一阵暴风雨般的咆哮后，保罗斯三世同意保加利亚继续留在轴心国。然而，正是这场会面拉开了一场有名的政治纠纷的序幕。

    当保罗斯三世同希特勒经过不愉快的会面，回到首都索菲亚几天后，这位一国之君就暴毙宫中，从发病到死亡不过一个小时。在柏林，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宣布，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死于一种罕见的毒，可能是蛇毒。

    无可置疑，有人谋杀了保罗斯三世。但谁是谋杀者呢？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是保加利亚本国人。而且，一个保卫森严的皇宫里怎么可能出现毒蛇呢？皇帝奇怪的死亡在保加利亚国内引起不安和骚动。

    保罗斯三世死后，他年仅六岁的儿子西蒙二世登上了王位。为了辅佐新君，皇叔和其他两位大臣组成了摄政委员会，并派人到开罗与英美接触以求和平。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害怕保加利亚加入西方阵营，于是对保加利亚宣战。保加利亚为了免遭苏联人的进攻，反戈一击，于9月8日对德国宣战。保加利亚派出了十个师中的五个师，开到前线与德国作战，这几个师完全是由希特勒装备的。在这两个前盟国开战的同时，保加利亚的摄政委员会在莫斯科与英国、美国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

    然而，斯大林却对保加利亚的行为毫不领情。停战协定上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派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共产党接管了政权，摄政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并处死。接着，保加利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算所谓叛国者的高潮。似乎就是在一瞬之间，保加利亚政局就风云突变，几易其主，昔日平和的景象不复存在，保加利亚人民开始了在苏联共产主义引领下的并不平静的生活。

    在这场政治风云中，如果要究其发生的根源，众人无疑都会指向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三世的离奇死亡。然而，直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揭秘保罗斯三世谋杀案的真相。但许多人认为，在所有嫌疑犯中，莫斯科、柏林、伦敦的嫌疑最大。

    ■日本天皇二战后逃脱审判之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的众多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决，东条英机更是被视为日本罪行最大和最疯狂的战争狂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然而，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日本天皇却蹊跷地逃脱了这场审判，原因何在？

    在中国人看来，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立了若干正确原则，但那仍然如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说的：“一场差强人意的审判，留有众多遗憾。”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就在于让日本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

    众多周知，在侵华时期的日本政府中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文规定：“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之条例行使之。”而众所周知，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轴心国之一，而在二战的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队更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那么，为什么日本许多战犯比如东条英机等人被送上了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世界的审判，而作为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裕仁天皇却没有对战争罪行负责？在众多日本战犯被处决的同时，当时的裕仁天皇又身处何处呢？更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后来日本实行民主选举制，却并未废除日本天皇。这一系列事情实在是十分蹊跷。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终战诏书》向日本民众乃至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部分民众、一些受害国、国际仲裁机构乃至裕仁本人都认为天皇对战争应负起责任。日本国内一些进步群众团体的领袖以及部分深受战争创伤的同盟国呼吁：裕仁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家元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理应作为头号战犯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与惩罚。同时，一部分人再三提出应废除日本天皇制，改变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为清算法西斯余孽，重建世界和平与公正，战后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作为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也认为：“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在国内或国外受到拘禁。”甚至裕仁本人也感到理亏，难以面对愤怒的世人，他觉得自己应理所当然地负起战争的所有责任。

    然而，这个众人似乎已经预知的结果却因为一个历史性的会面而改写。它不仅改变了裕仁天皇的命运，也给二战的历史增添了一丝神秘。

    1945年9月27日上午9时，裕仁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亲自正式地晋见了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是盟军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官员。在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见中，裕仁表现得体、态度坦然，勇敢地承认“对于日本政府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行动……我是唯一的责任者”。也正因如此，裕仁天皇给麦克阿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若干年后，这位上将回忆起裕仁时仍说：“在当时，我感到我面对着日本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有素养的人。”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裕仁否定日本注定统治世界的“大东亚”观点，维护世界和平，肃清国内黩武精神，并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天皇由神回归为人。裕仁都一一照办。

    在对日本天皇坦荡磊落的认罪态度表示钦佩的基础上，麦克阿瑟通盘考虑了美国国家利益和盟军面临的形势，在随后向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汇报中声称：“不能把日本昭和天皇作为战犯逮捕。”原因很简单，美国要利用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对日本民众的影响来牢牢控制住日本。

    尽管中国等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侵略严重的国家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仍以表决的形式作出裁决：凡涉及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就这样，日本裕仁天皇获得了美国给他的一面“免死金牌”。由此可知，日本天皇在二战中逃脱审判的原因不是历史的错误，也并非天意，而是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而制造的人为阴谋。正是这个阴谋，让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敢于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