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善待这些制度，赋予它们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会对群体的思想产生影响，所以它们才会引发这些剧变。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制度并不是采用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本身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体思维的是假象和词语，特别是词语——它们的力量就如同它们的荒诞，接下来，我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

    5.?教育

    在当今时代占据主要地位的观念中，居于首位的要数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改变，它会用可靠的方法提升他们，甚至能让他们变得平等。这种断言在被不间断地重复，单单这一个事实就完全可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从现在来看，想要打败它，就好比跟从前击败教会一样困难重重。

    但是从这一问题来看，就如同从其他的问题上看一样，民主的观念同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分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有道德，也不让他变得更快乐；它既不会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激情，而且有时——这种情况仅仅需要不良因素的诱导就会发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统计学家通过向我们阐述犯罪率会随着教育的普及，至少是某一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的事例来证实这些观点，社会上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大名或许会出现在学校活动奖励的名单上。一位著名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当前受过正规教育的罪犯和没有文化的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增加到了552人，增长了133%。他跟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的犯罪率上升特别快，而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无偿的义务教育体制已经替代了收费制。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任何人也不会维护这样的提议——即使引导正确的教育体制，也不会带来行之有效的实践结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水平，那么它至少能够发展相关的专业技能。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的25年当中，拉丁人民把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非常荒谬的准则之上，虽然有许多颇具盛名的思想家，例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他们仍旧固执己见。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部作品中指出，法国的教育体制把绝大多数受到过这种教育的人转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阵营招募了许许多多的信徒。

    这种非常适用于拉丁民族秉性的教育体制，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事实，即它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之上，认为智力是通过认真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采用了这一观点，人们开始竭尽全力地逼迫自己学习许多手册上面的知识。从上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除了用心牢记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他的判断力或个人的主动性从来都没有实践过。就他而言，受教育只不过是死记硬背和绝对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曾经写道：“学习课程，要用心将一种语法或是一篇纲要熟记于心，并且能够完好地重复和模仿出来——这是教育最荒唐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绝不会犯下错误，这种教育只能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轻视自我，致使我们变得无能。”

    倘若这种教育仅仅是没有价值，那么人们还可以对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没有在上小学时进行必要的学习，却被灌输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是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展现出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危险性，它会让那些服从于这一体制的人们强烈地厌恶自身的生活状态，产生想要逃走的强烈欲望。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中产阶级中卑微的社会成员，除了从事国家公务员之类的工作以外，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法国的学校并不是让他们为了生活做好准备，而仅仅是让他们为从事社会公职做好准备。人们可以不用采取必不可少的自我引导，或是展现出个人主动性，就能够在这一事业上获得成功。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这种制度创造了一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随时准备站起来反抗的无产阶级大军。在最高层，它创造一支轻浮的中产阶级大军，他们既持怀疑态度，又容易轻信别人，对国家持有迷信般的信任，把它看作天意，却又不忘记时刻向它展现出敌对的姿态，总是把自身的错误嫁祸在政府身上，离开了权威的干涉，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取得任何成就。

    国家通过教科书的力量创造出了这么多有学历的人，但是能够加以利用的却只有一小部分，只得让其他的人无事可做。因此，它不得已只好供给先来的人，而随后来的全都成了它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一直到底层，从最卑微的工作职员到专业的学者，再到警察局长，数不胜数的夸耀学历的人会围攻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然而，一个商人却很难找到一位能够替代他管理殖民地生意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却在报考最卑微的公职岗位。仅在塞纳一地，就有两万名男女教师找不到工作，这些教师看不上田地或工厂，他们会选择投奔公职工作来维持生计。公职人员的竞选人数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对这一情况感到不满的肯定大有人在。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动革命的准备，无论他们的领袖是谁，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可以说，获得一些无法进行实际运用的知识，是驱使人们进行反叛的不可多得的妙计。

    很明显，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类至高无上的教师，会尽力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才具有足够的力量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令人厌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取而代之的是勤勉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重新回到田野或工厂，回到他们现在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现今，所有受教育的人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的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如今，这种教育在那些通过意志的力量、主动性和事业精神统治世界的国家当中，仍旧保持着充足的活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巨著——接下来我还会援引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中清楚地阐述了，我们以前的教育制度同现在的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基本相同。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或许人们在紧要的关头会认为，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体系所有的缺点，尽管它除了创造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条件的人之外，毫无功绩可言，可是向人们传授大量肤浅的知识，在不出现任何错误的情况下重复背诵教科书，毕竟能提升人们的智力。可是，它真的能提高这种水平吗？完全没有可能！拥有评判、经验、主动性和个性是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品质并不是课本所能给予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是，把它长时间放在人们的头脑里却完全没有用处。

    怎样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超越古典教育范畴的水平呢？泰纳先生完美地展示过这一方法。他说：

    观念只能在自然且正常的环境中形成。提升观念，需要年轻人每天在工厂、矿区、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众多的感官印象；他需要让木头、材料和操作处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需要同消费者、工人和劳动者待在一起，无论他们的工作出色还是糟糕，也不管他们是赔钱还是获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当中获得的种种细节，得到一些无足轻重的感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这些细节，静静地推敲，在心中成形，并且迟早会对他产生一些暗示，提醒他们开始构想新的组合、简化、经济、提升或发明。法国的年轻人刚好在最能产生科学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弥足珍贵的接触、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禁闭在学校里，断绝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所以，他对于人和事，以及各种处理它们的方法，都没有一种强烈且精确的概念。

    ……十人当中至少有九个人荒废了他们的时间和努力，这是他们人生当中重要，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几年。首先，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学习测验而展露自己——我所提及的是那些被拒绝的人。然后是那些成功取得了学位、证书、文凭的人，他们占据了一半或三分之二——我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过度工作的人。在既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张桌子，在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涉及许多学科，非要让他们知晓人类的一切知识——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已经做到精确或是无限接近精确，但是一个月过后，他们便不能再做到这一点。他们无法再通过考试。那些大量的、繁重的习得的知识不断从他的头脑中溜走，又没有新知识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开始减退，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开始枯竭，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但他是一个精力全部耗尽的人。他安定了下来，结了婚，屈从于呆板的生活模式，一旦他确定陷入了这种模式，他就会把自己紧闭在有局限性的职位中，他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工作职责，但最多也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平均收益，收入肯定不能抵消开支。1789年之前的法国就如同英国或者美国，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由此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甚至更好。

    随后，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制度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差异。后者并未拥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建立在学习书本知识上，而是建立在实物教学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工厂，而不是在学校里被培养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商所允许他达到的程度。如果他的能力得不到进一步提升，那么他可以成为一名工人或是一名领班，如果他天资聪颖，那么他就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同将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依托他在19或20岁时参加的持续几个小时的考试的做法相比，这样的方式显得更加民主，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在医院、矿区和工厂，在建筑师或者律师的办公室里，年纪轻轻就开始学习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时期，看起来很像是办公室里的法律文秘或是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开始进行实际工作之前，他有接受一般性教育过程的机会，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把他稍后做出来的观察保存在那里面。

    而且，一般来说，他完全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获得多种多样的技能，以此逐渐同他平日获得的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并且同学生的能力相适应，发展的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殊工作的需要，这些都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所以在英国或美国，一个年轻人能够很快摆正自己的位置，将自身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到了他25岁的时候——倘若各种材料和部件都齐备的话，时间还会提前——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一名有用的劳动者，他甚至具备了自主开创事业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个发动机。在法国，与之正相反的教育系统正在大行其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

    就我们拉丁教育制度和实际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而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孩童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倘若从考试、学位、学历和证书的角度来看，坐在学校的长凳上苦心钻研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被延长得过多，而且负担过重。仅从这一点来看，采用的办法也十分糟糕，它是非自然的、与社会相抗衡的制度。实际的实习制度的过度延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做作的训练和机械化的填鸭式教育，负担过重的功课，不考虑之后的时代，不考虑成年人的年龄或是人们的职业，不考虑那个年轻人很快就会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在其中活动、他必须去接受或者学着提前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参与的争斗，不考虑为了能够站稳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且意志坚定。这种必不可少的装备，这种无比重要的学习，这种健全的常识、精神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是无法将这些东西传授给那些年轻的法国学生的。与之恰恰相反，它非但没有让他们获得这种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令他们丧失了这种素质。

    因此，自从他步入这个世界，迈进他的活动领域的日子开始算起，他往往只会碰到一系列令人感到痛苦的挫折，这样的结果给他带来的影响让他长时间不能痊愈，有时甚至会丧失生活能力。这种测验是严苛和危险的。这一过程严重影响了思想和道德的均衡状态，并且承担起了不能重新建立均衡的风险。太过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也太过强烈了。

    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很确定，我们没有跑题。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萌生，明天就能迸发而出的想法和信念，那么了解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教育会给予孩子们一种能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为当前的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令人沮丧。在提升或是恶化群体的思想方面，教育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形成的，那些对事态漠不关心，持中立态度的群体是如何成为激进的、心怀不满的、随时准备屈服于乌托邦分子和雄辩家的所有暗示的大军。现在，正是在课堂上，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课堂，为拉丁人民走向衰落铺平了道路。<!--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