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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①乾封三年（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痉挛，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②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③。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①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②卢照邻：《释疾文》。

    ③《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①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①，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①。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①《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①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①《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①。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①。长寿二年（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②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①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①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①《全唐诗》卷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②。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①。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①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②。这样，①《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唐会要》卷八一。

    ②《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②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③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④。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①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①《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②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①。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②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③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④。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⑤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②《全唐诗》卷三。

    ③《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④《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①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②。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③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①，凡书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②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③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