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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思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883年3月7日。
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民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自从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入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年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种族。其它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恩格斯写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干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所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它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商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年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象，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旱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页，文物出版社，989年。
《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山版社，989年。
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三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
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民族发展到国家的。在此我们想从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即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它们也是本卷有关章节的梗概。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国古藉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厉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前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栗；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菜籽。这些过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广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这里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雨量约毫米，集中于夏季高温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干旱，且冬季严寒，一月平均气温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低0℃以上。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别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作物，它们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当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选择了这两种作物进行培植。而且在整个史前时期，二者都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
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系列大约相当子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别称为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这两个文化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是用稻壳掺在泥土中抹墙壁，有的是用稻壳碎末掺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后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同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亦发现有较早的稻餐遗存，分别出于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己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釉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它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而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那里首先培育了栗和黍，可能还有大豆，园艺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经济作物有大麻等。养育业是以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形式出现的。先后饲养的家吉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以猪的数量为最多，其它几类都很少。本区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以及谷物加工月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本区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儿个阶段一、磁山文化时期已有一系列农村，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镰，其中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二、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村落遗址显著增多，规模扩大。种植谷物除栗、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一、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二、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己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地方从北方引种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钁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坟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于墓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己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铸、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他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吏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己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坟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普通墓葬；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琼，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琼、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有综无钱，以及同地的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仁的历程，只是己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发展和深化。
五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吅印〈逑档那稹２还捎诟鞯乜脊欧⑾值牟黄胶猓庵智档幕帜延谧既泛腿〉靡恢氯鲜叮叫率魇贝┮捣⑸螅捎谧匀坏乩砘肪车牟煌纬闪巳鼍薮蟮木梦幕＜椿小⒒系乃锏咀髋┮稻梦幕焙投蹦喜康暮档厮谧髋┮迪呒梦幕北辈俊⒛诿晒鸥咴⑿陆颓嗖馗咴哪圆杉梦幕馐俏幕档牡谝淮沃匦伦楹稀?br/>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彭头山文化等。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液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迸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百量也相对较少，早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况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六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崔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工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项、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走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4年代的比照来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迂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西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允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时代的要求。《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主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苏秉琦99年4月于北京题记本卷论述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由苏秉琦教授主编，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共同撰写的。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刚、许永杰、赵辉、戴向明、吴贤龙、刘雪英等同志也都参与了与本卷撰写有关的一些工作。
苏秉琦教授，生于909年0月，河北高阳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年主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934年起，先后主持和指导陕西宝鸡斗鸡台、西安郊区、洛阳中州路、陕西华县、河北邯郸及洛阳王湾等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及主持编写《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等书，并著《谈“晋文化”考古》、《辽百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及《中华文明的新曙光》等论文数十篇。他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张忠培教授，生于934年8月，长沙市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年，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958年起，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区、年蒙古哲盟、楚纪南城、河北蔚县及易县和晋中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试掘及发掘工作，著《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等书，和《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中国考古学的现代与未来》、《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对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谱系、史前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考古学基本理论及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
严文明教授，生于932年0月，湖南省华容县人，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uis）常务委员。长期从事新石器对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河南洛阳王湾、山东长岛北庄等数十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专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论文《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东夷文化的探索》等0余篇。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我非常地高兴。我对于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还有其他的同志，给予《中国通史》工作以这样的大力和合作，表示不胜由衷地感谢。
白寿彝990年2月于北京中国通史2第一章我们的远古祖先（约80万年前至万多年前）
第一节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们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浊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和河流的走向大多自西而东，形成四个与纬度大致平行的自然区域。从北往南算，第一个是塞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等地。属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仅0°—0℃。除东北外，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为草原和荒漠景观，年生长期一般低于20天。青藏高原纬度虽低，但因地势特高，故自然条件与本区基本相似，现均为我国的主要牧业区或农牧混交区。第二个是华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南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主要是黄河流域。属暖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0°—5℃。年降水量约毫米，是半干旱地区。年生长期约20—270天。现为我国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第三个是华中区，大致在秦岭——淮河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主要是长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5°—20℃，年降水量约毫米，年生长期约天。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现为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第四个是华南区，在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台湾、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属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20°—25℃，年降水量约毫米，全年都是生长期。现为我国水稻和热带作物的主要产区。各大区内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也不完全一致，因而还可细分为若干亚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现代科学证明，在整个史前时期，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地质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古冰川遗迹，它们大体可分为五期，即龙川冰期、鄱阳冰期、大姑冰期、庐山冰期和大理冰期，其年代约从3oo万年前至万多年前。每次冰期都使气温大幅度下降，海平面降低，动植物群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纬度较高的地区，其变化更为明显。而两次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则气温明显上升，雨量增加，喜温动植物繁荣滋长。除了这种大幅度的气候波动以外，在每一冰期或间冰期也还有较小的气候波动。这种气候的波动和由它所引发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给史前文化的发展和迁徒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二节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80万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已有了人类的足迹，其时正是地质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一个时期。
西侯度文化西侯度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在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有广泛分布的河湖相砂砾薄层和交错砂层，其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
石制品共32件，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
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从石核和石片来看，打制的技术虽比较原始，但已有多种方法，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这都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常用的几种方法。石器种类已初步有所分化，可大致分为单页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大多为石片加工而成，且以单面加工者为主。它们是直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石器（图）。
图-西侯度石器.三棱大尖状器；2.凹刃刮削器，3.直刃刮削器；4.砍砸器与石器共存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也有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说明当时的人们猎取动物后，曾经肢解、烧烤，乃至砸开脑髓果腹，食余的碎骨随地抛弃，而长角则被加工为某种器具。
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颇多，主要有鸵鸟、大河狸、刺猬、兔、纳玛象、李氏野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山西轴鹿、平额象、鼠狗、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和步氏鹿等。其中绝属的占47％，绝种的占00％，并且有古老的种如步氏羚羊等，因而被定为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组。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组的年代约为距今80万年。
元谋人及其文化如果说西侯度只发现人类的文化遗物而没有发现人类自身的遗骸的话，那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则是两者兼有的一处遗址。
上那蚌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的东缘，是一个由棕褐色粘土组成的小山丘，四周为冲沟所包围，南边有那蚌河流入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在那里曾发现两颗人牙化石、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出上层位在元谋阶第四段下部的第廿五层，属更新世早期。据古地磁测量距今70万年左右。据说在这一层的下部更早的地层中也还发现有文化遗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978年。周国兴、张兴永主编《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古文化图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984年。物。
两颗牙齿化石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石化程度很深，并呈现浅灰白色。其形体粗壮硕大。磨蚀程度不高，切缘刚露出齿质，可能属于青年男性个体。这两颗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结节发达，呈圆丘状隆起，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基本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俪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应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纤细型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石制品主要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状器和石片。主要用锤击法制成，加工方法粗糙。
化石产地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等痕迹。伴随这些骨片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看来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一样都已懂得用火了。
元谋人化石产地中发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云南马、爪蹄兽、野猪、水牛、纤细原始鹿、剑齿象、豪储、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对植物孢粉的研究表明，松属占三分之一，桤木属占3%，草本植物则占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是气候温和，呈森林——草原景观。阳原小长梁的石器河北阳原小长粱的石器发现于历来被认为是华北更新世早期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不少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上面有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形体普遍较小，个别器物似较进步。由于小长梁出石器的地层较厚，跨越的时间较长，遗物中也可能有较晚的成份。与小长梁石器伴生的动物有鬣狗、三门马、三趾马、腔齿犀、古菱卤象、羚羊、牛类和鹿类等，多系已绝灭的动物，年代应为更新世早期。
继小长梁石器地点发现之后，98年又在泥河湾对岸东谷地西北侧发现了一处面积极大、遗物十分丰富的石器地点。该处属湖相堆积，石器发现于距地表约40米深处的灰绿色砂质粘土和黄绿色粉砂互层靠下部的粘上层中，下与侏罗纪砾石不鳖合接触。据古地磁测定距今约00万年，可能属更新世早期到中期的交接点上。
在东谷坨发现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许多废弃的碎屑，石器中以刮削器最多，类型也很复杂，还有不少尖状器，砍砸器甚少。总体特征是个体较小，加工精细，并己分出明确的类型，显然不是最早的石器。与同时或稍早的石器相比，明显不同于西侯度和元谋上那蚌者，而与附近的小长梁石器十分相近。鉴于东谷坨石器最为丰富，故有人称之为东谷坨文化。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
过去只知道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人。后来发现了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983年第期。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985年第4期。蓝田人，据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00万年。二者都属于更新世中期。早在957年，贾兰坡就提出最早的人类足迹应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去追寻。后来果然陆续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西侯度文化、元谋人和小长梁石器，其年代距今已达一百七八十万年。但是根据对西侯度石器的观察，尽管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比较古拙而原始，但从其已注意选料并运用了不同的打击方法，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石器来看，似乎已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最早的人类遗骸还应到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去寻求2。
人们注意到，目前在非洲已育更多和更早的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的发现，其中最著名者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年代达2oo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方发现的石器则达20万年以前。于是人们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在非洲和亚洲，而非洲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学术界早已公认，人是由类人猿发展而来的，但究竟是由哪种类人猿演化而来，因为什么机制使类人猿向人的方向转化，是什么地方最具备从猿转化为人的客观条件，从而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而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在所有古代类人猿中，大约生活在万年前的旁遮普拉马古猿是较接近于人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最早人类的祖先。这种猿发现于印度旁遮普等地，我国云南开远小龙潭及禄丰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不过由于最近在禄丰石灰坝大量古猿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已将其重新定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3，其所在地层属最晚中新世，距今约七八百万年。
禄丰古猿化石数量之多和形态之完整程度在同类古猿化石资料中是仅见的。据整理研究共有颅骨五个，下颌骨十个，颅骨和颌骨碎片四十七块，上下齿列二十九组和牙齿六五○颗，还有肩胛骨和锁骨各一根，指骨二根。其体征不但有雌雄之别，也有许多个体差异，呈现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但从总体来说，有许多性状接近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也有一些性状接近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猿和亚洲现代大猿，从而为探索人类起源的谱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应是从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人类最早同古猿分开大约发生在四五百万年以前，那时已出现了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被称为粗壮南猿，他们有的能制造石器，也应该是人，但因身体构造过分特化，终于在00万年前或稍晚一些时候灭亡了。另一支纤细型南猿则可能通过能人而发展到直立人，再发展到后来的智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并不排除继续存在着分化，不排除某些分支先后绝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虽已远远超出过去的水平，但仍然未能完全阐述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957年第期。2贾兰坡、王建《上新世地层中应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物》982年第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人类学学报》987年第期。第三节从蓝田人到北京人大约从距今00万年起，地质史即进入更新世中期。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都十分丰富，表明这个时期的史前文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相当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中，最重要的是蓝日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并分别为较早和较晚时期的代表。
蓝田人及其文化蓝田人是93年和94年分别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公王岭在监田县城东南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登上公王岭，即发现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就在这两层埋藏上之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和三枚牙齿化石，还有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在陈家窝则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是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比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要原始（图-2）。
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图-2蓝田人（复原）
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同样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所显示的要稍稍进步一些。尽管如此，由于二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其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定，分别为蹈今98万年（公王岭）和53万年（陈家窝）或0—5万年和5万年。
在蓝田人产地发现的石制品仅三十四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脉石英，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研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听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獏、爪兽、硕弥猴和免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吅游幕瘏河村属山西省芮城县，位于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959年调查时发现若干石器地点，90年对其中几个点进行了发掘，总共在十一个地点发现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年第期。戴尔俭、许春华《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973年第2期。石制品一三八件，以及烧骨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2。除055地点是发现于红色土之下的泥灰岩层中以外，其余都是发现于红色上之下的砾石层中。前者很少受水冲磨，后者则多有不同程度的冲磨现象。
石制品的原料除极少数为脉石英外，绝大多数是采自当地河滩的石英岩砾石制成的，不少制品还保留有原砾石的岩面。吅邮鞯闹品ㄖ饕谴富鞣ê团稣璺ǎ灿性一鞣ǎ械挠迷钠矫孀魈妫械脑蛴靡汛蚬陌毯圩魈妗Ｊ蠖嗫矶獭Ｊ髌餍斡锌稠狡鳌⒐蜗髌鳌⑻饧庾雌鳌⑿〖庾雌骱褪虻龋嘤檬庸ざ桑灿杏墒酥瞥烧撸ㄈ缡虻龋？吃移鞣值ッ嫒泻退嫒辛街郑蜗髌髟蚨辔ッ婕庸ぃ创优衙嫦虮趁婕庸ざ桑ㄍ?3）。
图-3吅邮?3.砍砸器；4.大三棱尖状器；5.小尖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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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器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三趾马、肿骨鹿、斑鹿、剑齿象、纳玛象、水牛和野猪等，其时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的年代接近。周口店和北京人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西山脚下，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在那里开采石灰，挖掘“龙骨”（即古动物化石）。9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周口店鸡骨山，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92年安特生等人又访问了鸡骨山，并由当地矿工引导在鸡骨山北约之公里的龙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并预言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及其遗物。927年正式组织发掘。929年2月2日由裴文中发现了完整的直立人头益骨。那次发掘一直持续到937年。解放以后又多次进行发帆前后发现了六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代表四十多个不同年岁和性别的个体。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数以万计，还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被烧过的石头和朴树子等，伴出的动物化石多达一百多种。这个被称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第一地点，至今仍是我国发现资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人类化石的特点是颅盖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园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属阔鼻型并接近特阔鼻型，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颁，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平均脑容量约075毫升，9年发现于顶部堆积的5号头骨脑量更达40毫升，显然比蓝田直立人进步一些。但仍属直立人范2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吅印轿魑饔貌烤墒魇贝跗谖幕胖贰罚蒲С霭嫔纾?2年。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人民出版社，975年。
畴，并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图-4）。
图-4北京人（复原）北京直立人的肢骨部分呈现着与头骨不完全相应的特性，上肢骨已短于下肢骨，肢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已与现代人的相似，锁骨和月骨也与现代人的相近。股骨也接近于现代人，有股骨脊。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著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相似；股骨干最向前弯的部位在中部以下最细处，也和现代类人猿的相近。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2米，女性.52米，比现代中国人稍矮。
北京人头骨较为原始而肢骨稍较进步的现象，可能与肢骨构造比较简单因而难以作细致的比较研究有关，也可能是反映着人类体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镶嵌现象。这种情况不但在北京人身上有，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爪哇直立人和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直立人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不过是在动物进化中有时出现的镶嵌现象的一种新的表现。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仅少数为大型器，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尖状器次之，其它几类较少。大多数是石片石器，单面加工。其中以用砸击法制成的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两端刃器最富特色（图-5）。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有一些颇象有意制造的骨器，但绝大部分应是敲骨吸髓时砸碎的。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有许多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石块和土块等。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虽然元谋人和西侯度图-5北京人石器.2.砍砸器；.尖状器；4.刮削器；8.雕刻器；0.砾石石器。
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会用火，但不象北京人遗址中那种成堆灰烬等所表明的会控制火并保存火种。有了火不但可以熟食，还可御寒和抵御猛兽侵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据对40多个个体的年龄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到4岁就死了，其余的年龄也不很大，于此可见一般。
与北京直立人伴生的动物化石达一一五种，称为周口店动物群。其中有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水獭、剑齿虎、三门马、李氏野猪、硕弥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转角羚羊和豪猪等，其中现已绝种的占3%。这个动物群代表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更新世中期。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堆积厚达40米，按其质地和颜色可分3层，显然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形成的。依据古地磁法、热释光法、裂变径迹法和铀系法等多种方法测试的结果，其年代约距今7万年至23万年。在这个长时期内，人类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活动期，第一活动期的文化层主要在第八、九层，少量在第十层，第二活动期主要在第四层，第三活动期则只在表层的局部地方。每一个活动期电许还有几个小期，例如第一活动期显然还可细分为几个小期，而期与期间在年代上并不连续，很难说后来的北京人一定是前此居于同一洞穴的北京人的子孙。更不能简单地用洞穴中发现的全部人骨化石所代表的四十多个个体，来估算北京人实际社会群体的大小。由于时间很长，不但每次进入洞穴居住的人数和连续居住的时间都无从查考；每次居住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也都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刘泽纯的分析，从最初住人的约前70万年到最后住人的约前23万年期间，大致发生过四五个冰期旋回的气候变化，每个旋因包括温暖的间冰期和相对寒冷的冰期。而下文化层、上文化层和表层大致都处在间冰期内。总的变化有大陆性气候程度逐渐加强的法宝专家小说5200趋势（图-）。
图-北京猿人洞堆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观音洞石器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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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民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自从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入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年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种族。其它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恩格斯写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干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所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它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商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年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象，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旱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页，文物出版社，989年。
《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山版社，989年。
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三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
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民族发展到国家的。在此我们想从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即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它们也是本卷有关章节的梗概。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国古藉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厉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前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栗；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菜籽。这些过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广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这里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雨量约毫米，集中于夏季高温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干旱，且冬季严寒，一月平均气温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低0℃以上。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别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作物，它们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当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选择了这两种作物进行培植。而且在整个史前时期，二者都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
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系列大约相当子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别称为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这两个文化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是用稻壳掺在泥土中抹墙壁，有的是用稻壳碎末掺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后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同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亦发现有较早的稻餐遗存，分别出于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己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釉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它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而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那里首先培育了栗和黍，可能还有大豆，园艺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经济作物有大麻等。养育业是以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形式出现的。先后饲养的家吉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以猪的数量为最多，其它几类都很少。本区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以及谷物加工月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本区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儿个阶段一、磁山文化时期已有一系列农村，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镰，其中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二、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村落遗址显著增多，规模扩大。种植谷物除栗、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一、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二、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己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地方从北方引种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钁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坟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于墓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己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铸、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他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吏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己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坟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普通墓葬；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琼，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琼、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有综无钱，以及同地的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仁的历程，只是己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发展和深化。
五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吅印〈逑档那稹２还捎诟鞯乜脊欧⑾值牟黄胶猓庵智档幕帜延谧既泛腿〉靡恢氯鲜叮叫率魇贝┮捣⑸螅捎谧匀坏乩砘肪车牟煌纬闪巳鼍薮蟮木梦幕＜椿小⒒系乃锏咀髋┮稻梦幕焙投蹦喜康暮档厮谧髋┮迪呒梦幕北辈俊⒛诿晒鸥咴⑿陆颓嗖馗咴哪圆杉梦幕馐俏幕档牡谝淮沃匦伦楹稀?br/>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彭头山文化等。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液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迸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百量也相对较少，早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况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六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崔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工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项、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走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4年代的比照来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迂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西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允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时代的要求。《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主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苏秉琦99年4月于北京题记本卷论述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由苏秉琦教授主编，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共同撰写的。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刚、许永杰、赵辉、戴向明、吴贤龙、刘雪英等同志也都参与了与本卷撰写有关的一些工作。
苏秉琦教授，生于909年0月，河北高阳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年主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934年起，先后主持和指导陕西宝鸡斗鸡台、西安郊区、洛阳中州路、陕西华县、河北邯郸及洛阳王湾等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及主持编写《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等书，并著《谈“晋文化”考古》、《辽百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及《中华文明的新曙光》等论文数十篇。他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张忠培教授，生于934年8月，长沙市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年，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958年起，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区、年蒙古哲盟、楚纪南城、河北蔚县及易县和晋中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试掘及发掘工作，著《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等书，和《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中国考古学的现代与未来》、《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对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谱系、史前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考古学基本理论及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
严文明教授，生于932年0月，湖南省华容县人，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uis）常务委员。长期从事新石器对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河南洛阳王湾、山东长岛北庄等数十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专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论文《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东夷文化的探索》等0余篇。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我非常地高兴。我对于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还有其他的同志，给予《中国通史》工作以这样的大力和合作，表示不胜由衷地感谢。
白寿彝990年2月于北京中国通史2第一章我们的远古祖先（约80万年前至万多年前）
第一节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们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浊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和河流的走向大多自西而东，形成四个与纬度大致平行的自然区域。从北往南算，第一个是塞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等地。属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仅0°—0℃。除东北外，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为草原和荒漠景观，年生长期一般低于20天。青藏高原纬度虽低，但因地势特高，故自然条件与本区基本相似，现均为我国的主要牧业区或农牧混交区。第二个是华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南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主要是黄河流域。属暖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0°—5℃。年降水量约毫米，是半干旱地区。年生长期约20—270天。现为我国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第三个是华中区，大致在秦岭——淮河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主要是长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5°—20℃，年降水量约毫米，年生长期约天。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现为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第四个是华南区，在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台湾、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属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20°—25℃，年降水量约毫米，全年都是生长期。现为我国水稻和热带作物的主要产区。各大区内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也不完全一致，因而还可细分为若干亚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现代科学证明，在整个史前时期，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地质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古冰川遗迹，它们大体可分为五期，即龙川冰期、鄱阳冰期、大姑冰期、庐山冰期和大理冰期，其年代约从3oo万年前至万多年前。每次冰期都使气温大幅度下降，海平面降低，动植物群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纬度较高的地区，其变化更为明显。而两次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则气温明显上升，雨量增加，喜温动植物繁荣滋长。除了这种大幅度的气候波动以外，在每一冰期或间冰期也还有较小的气候波动。这种气候的波动和由它所引发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给史前文化的发展和迁徒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二节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80万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已有了人类的足迹，其时正是地质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一个时期。
西侯度文化西侯度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在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有广泛分布的河湖相砂砾薄层和交错砂层，其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
石制品共32件，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
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从石核和石片来看，打制的技术虽比较原始，但已有多种方法，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这都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常用的几种方法。石器种类已初步有所分化，可大致分为单页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大多为石片加工而成，且以单面加工者为主。它们是直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石器（图）。
图-西侯度石器.三棱大尖状器；2.凹刃刮削器，3.直刃刮削器；4.砍砸器与石器共存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也有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说明当时的人们猎取动物后，曾经肢解、烧烤，乃至砸开脑髓果腹，食余的碎骨随地抛弃，而长角则被加工为某种器具。
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颇多，主要有鸵鸟、大河狸、刺猬、兔、纳玛象、李氏野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山西轴鹿、平额象、鼠狗、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和步氏鹿等。其中绝属的占47％，绝种的占00％，并且有古老的种如步氏羚羊等，因而被定为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组。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组的年代约为距今80万年。
元谋人及其文化如果说西侯度只发现人类的文化遗物而没有发现人类自身的遗骸的话，那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则是两者兼有的一处遗址。
上那蚌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的东缘，是一个由棕褐色粘土组成的小山丘，四周为冲沟所包围，南边有那蚌河流入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在那里曾发现两颗人牙化石、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出上层位在元谋阶第四段下部的第廿五层，属更新世早期。据古地磁测量距今70万年左右。据说在这一层的下部更早的地层中也还发现有文化遗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978年。周国兴、张兴永主编《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古文化图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984年。物。
两颗牙齿化石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石化程度很深，并呈现浅灰白色。其形体粗壮硕大。磨蚀程度不高，切缘刚露出齿质，可能属于青年男性个体。这两颗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结节发达，呈圆丘状隆起，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基本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俪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应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纤细型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石制品主要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状器和石片。主要用锤击法制成，加工方法粗糙。
化石产地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等痕迹。伴随这些骨片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看来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一样都已懂得用火了。
元谋人化石产地中发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云南马、爪蹄兽、野猪、水牛、纤细原始鹿、剑齿象、豪储、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对植物孢粉的研究表明，松属占三分之一，桤木属占3%，草本植物则占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是气候温和，呈森林——草原景观。阳原小长梁的石器河北阳原小长粱的石器发现于历来被认为是华北更新世早期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不少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上面有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形体普遍较小，个别器物似较进步。由于小长梁出石器的地层较厚，跨越的时间较长，遗物中也可能有较晚的成份。与小长梁石器伴生的动物有鬣狗、三门马、三趾马、腔齿犀、古菱卤象、羚羊、牛类和鹿类等，多系已绝灭的动物，年代应为更新世早期。
继小长梁石器地点发现之后，98年又在泥河湾对岸东谷地西北侧发现了一处面积极大、遗物十分丰富的石器地点。该处属湖相堆积，石器发现于距地表约40米深处的灰绿色砂质粘土和黄绿色粉砂互层靠下部的粘上层中，下与侏罗纪砾石不鳖合接触。据古地磁测定距今约00万年，可能属更新世早期到中期的交接点上。
在东谷坨发现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许多废弃的碎屑，石器中以刮削器最多，类型也很复杂，还有不少尖状器，砍砸器甚少。总体特征是个体较小，加工精细，并己分出明确的类型，显然不是最早的石器。与同时或稍早的石器相比，明显不同于西侯度和元谋上那蚌者，而与附近的小长梁石器十分相近。鉴于东谷坨石器最为丰富，故有人称之为东谷坨文化。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
过去只知道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人。后来发现了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983年第期。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985年第4期。蓝田人，据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00万年。二者都属于更新世中期。早在957年，贾兰坡就提出最早的人类足迹应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去追寻。后来果然陆续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西侯度文化、元谋人和小长梁石器，其年代距今已达一百七八十万年。但是根据对西侯度石器的观察，尽管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比较古拙而原始，但从其已注意选料并运用了不同的打击方法，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石器来看，似乎已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最早的人类遗骸还应到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去寻求2。
人们注意到，目前在非洲已育更多和更早的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的发现，其中最著名者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年代达2oo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方发现的石器则达20万年以前。于是人们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在非洲和亚洲，而非洲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学术界早已公认，人是由类人猿发展而来的，但究竟是由哪种类人猿演化而来，因为什么机制使类人猿向人的方向转化，是什么地方最具备从猿转化为人的客观条件，从而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而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在所有古代类人猿中，大约生活在万年前的旁遮普拉马古猿是较接近于人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最早人类的祖先。这种猿发现于印度旁遮普等地，我国云南开远小龙潭及禄丰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不过由于最近在禄丰石灰坝大量古猿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已将其重新定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3，其所在地层属最晚中新世，距今约七八百万年。
禄丰古猿化石数量之多和形态之完整程度在同类古猿化石资料中是仅见的。据整理研究共有颅骨五个，下颌骨十个，颅骨和颌骨碎片四十七块，上下齿列二十九组和牙齿六五○颗，还有肩胛骨和锁骨各一根，指骨二根。其体征不但有雌雄之别，也有许多个体差异，呈现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但从总体来说，有许多性状接近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也有一些性状接近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猿和亚洲现代大猿，从而为探索人类起源的谱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应是从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人类最早同古猿分开大约发生在四五百万年以前，那时已出现了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被称为粗壮南猿，他们有的能制造石器，也应该是人，但因身体构造过分特化，终于在00万年前或稍晚一些时候灭亡了。另一支纤细型南猿则可能通过能人而发展到直立人，再发展到后来的智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并不排除继续存在着分化，不排除某些分支先后绝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虽已远远超出过去的水平，但仍然未能完全阐述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957年第期。2贾兰坡、王建《上新世地层中应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物》982年第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人类学学报》987年第期。第三节从蓝田人到北京人大约从距今00万年起，地质史即进入更新世中期。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都十分丰富，表明这个时期的史前文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相当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中，最重要的是蓝日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并分别为较早和较晚时期的代表。
蓝田人及其文化蓝田人是93年和94年分别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公王岭在监田县城东南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登上公王岭，即发现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就在这两层埋藏上之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和三枚牙齿化石，还有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在陈家窝则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是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比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要原始（图-2）。
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图-2蓝田人（复原）
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同样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所显示的要稍稍进步一些。尽管如此，由于二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其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定，分别为蹈今98万年（公王岭）和53万年（陈家窝）或0—5万年和5万年。
在蓝田人产地发现的石制品仅三十四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脉石英，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研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听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獏、爪兽、硕弥猴和免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吅游幕瘏河村属山西省芮城县，位于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959年调查时发现若干石器地点，90年对其中几个点进行了发掘，总共在十一个地点发现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年第期。戴尔俭、许春华《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973年第2期。石制品一三八件，以及烧骨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2。除055地点是发现于红色土之下的泥灰岩层中以外，其余都是发现于红色上之下的砾石层中。前者很少受水冲磨，后者则多有不同程度的冲磨现象。
石制品的原料除极少数为脉石英外，绝大多数是采自当地河滩的石英岩砾石制成的，不少制品还保留有原砾石的岩面。吅邮鞯闹品ㄖ饕谴富鞣ê团稣璺ǎ灿性一鞣ǎ械挠迷钠矫孀魈妫械脑蛴靡汛蚬陌毯圩魈妗Ｊ蠖嗫矶獭Ｊ髌餍斡锌稠狡鳌⒐蜗髌鳌⑻饧庾雌鳌⑿〖庾雌骱褪虻龋嘤檬庸ざ桑灿杏墒酥瞥烧撸ㄈ缡虻龋？吃移鞣值ッ嫒泻退嫒辛街郑蜗髌髟蚨辔ッ婕庸ぃ创优衙嫦虮趁婕庸ざ桑ㄍ?3）。
图-3吅邮?3.砍砸器；4.大三棱尖状器；5.小尖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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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器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三趾马、肿骨鹿、斑鹿、剑齿象、纳玛象、水牛和野猪等，其时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的年代接近。周口店和北京人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西山脚下，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在那里开采石灰，挖掘“龙骨”（即古动物化石）。9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周口店鸡骨山，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92年安特生等人又访问了鸡骨山，并由当地矿工引导在鸡骨山北约之公里的龙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并预言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及其遗物。927年正式组织发掘。929年2月2日由裴文中发现了完整的直立人头益骨。那次发掘一直持续到937年。解放以后又多次进行发帆前后发现了六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代表四十多个不同年岁和性别的个体。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数以万计，还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被烧过的石头和朴树子等，伴出的动物化石多达一百多种。这个被称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第一地点，至今仍是我国发现资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人类化石的特点是颅盖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园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属阔鼻型并接近特阔鼻型，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颁，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平均脑容量约075毫升，9年发现于顶部堆积的5号头骨脑量更达40毫升，显然比蓝田直立人进步一些。但仍属直立人范2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吅印轿魑饔貌烤墒魇贝跗谖幕胖贰罚蒲С霭嫔纾?2年。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人民出版社，975年。
畴，并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图-4）。
图-4北京人（复原）北京直立人的肢骨部分呈现着与头骨不完全相应的特性，上肢骨已短于下肢骨，肢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已与现代人的相似，锁骨和月骨也与现代人的相近。股骨也接近于现代人，有股骨脊。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著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相似；股骨干最向前弯的部位在中部以下最细处，也和现代类人猿的相近。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2米，女性.52米，比现代中国人稍矮。
北京人头骨较为原始而肢骨稍较进步的现象，可能与肢骨构造比较简单因而难以作细致的比较研究有关，也可能是反映着人类体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镶嵌现象。这种情况不但在北京人身上有，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爪哇直立人和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直立人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不过是在动物进化中有时出现的镶嵌现象的一种新的表现。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仅少数为大型器，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尖状器次之，其它几类较少。大多数是石片石器，单面加工。其中以用砸击法制成的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两端刃器最富特色（图-5）。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有一些颇象有意制造的骨器，但绝大部分应是敲骨吸髓时砸碎的。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有许多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石块和土块等。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虽然元谋人和西侯度图-5北京人石器.2.砍砸器；.尖状器；4.刮削器；8.雕刻器；0.砾石石器。
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会用火，但不象北京人遗址中那种成堆灰烬等所表明的会控制火并保存火种。有了火不但可以熟食，还可御寒和抵御猛兽侵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据对40多个个体的年龄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到4岁就死了，其余的年龄也不很大，于此可见一般。
与北京直立人伴生的动物化石达一一五种，称为周口店动物群。其中有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水獭、剑齿虎、三门马、李氏野猪、硕弥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转角羚羊和豪猪等，其中现已绝种的占3%。这个动物群代表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更新世中期。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堆积厚达40米，按其质地和颜色可分3层，显然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形成的。依据古地磁法、热释光法、裂变径迹法和铀系法等多种方法测试的结果，其年代约距今7万年至23万年。在这个长时期内，人类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活动期，第一活动期的文化层主要在第八、九层，少量在第十层，第二活动期主要在第四层，第三活动期则只在表层的局部地方。每一个活动期电许还有几个小期，例如第一活动期显然还可细分为几个小期，而期与期间在年代上并不连续，很难说后来的北京人一定是前此居于同一洞穴的北京人的子孙。更不能简单地用洞穴中发现的全部人骨化石所代表的四十多个个体，来估算北京人实际社会群体的大小。由于时间很长，不但每次进入洞穴居住的人数和连续居住的时间都无从查考；每次居住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也都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刘泽纯的分析，从最初住人的约前70万年到最后住人的约前23万年期间，大致发生过四五个冰期旋回的气候变化，每个旋因包括温暖的间冰期和相对寒冷的冰期。而下文化层、上文化层和表层大致都处在间冰期内。总的变化有大陆性气候程度逐渐加强的法宝专家小说5200趋势（图-）。
图-北京猿人洞堆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观音洞石器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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