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在美丽富饶的东北松花江平原上，有一个古老的小镇。上世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小镇上生了一件令人们惊讶的事情：一位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的中学老师，红卫兵们竟然不敢揪斗他，恭恭敬敬地叫他“王老师”“老前辈”。这在当时的年代来讲不但在小镇上独一无二，而且在全国各地也实属少见。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学老师就是我的父亲——县第三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王喜山。

    父亲是一位老教师，中等身材，长方型的脸上总挂着慈祥的微笑。平日里憨厚老实，是镇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事情头上（碰到事情）敢说敢为，急了眼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只是由于战争年代留下的胃病和脊椎硬化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使他过早的衰老，不到五十岁的年龄就完全谢顶，走路总得弯弯着腰。

    父亲在小镇里有几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都是当兵的出身，而且还都是解放军的荣誉军人，一个被炮弹炸瞎了双眼的老夏头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逢年过节他们都要聚到一起唠唠战争年代打仗的事。镇里的人都知道小镇上有几个老荣军很了不得，都有一段为革命献身的辉煌历史。

    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都在受穷挨饿。

    看到老人和孩子们饿得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父亲和几个朋友跑公社找到党委书记说：“我们拼死拼活地打江山，打下江山咋能这样，叫老百姓挨饿受冻，你这当干部的是干啥吃的？”

    公社党委书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是遭了自然灾害，又得还苏联的债，国家正是困难时候。我也没办法呀，就连**都在吃苞米面！”

    老荣军们一听不吱声了。**在他们心目中那可是神圣的人物，既然连**都在吃苞米面，那咱们老百姓就没啥说的了。

    有一年的春节，镇里的副食商店来了一汽车冻梨。原准备凭票每户二斤，可是没等居民领到，镇里的头头和公社领导家小孩却吃起了冻梨。父亲看到后领着几个老哥们深夜十一点敲开供销社主任的家，质问他为什么领导家先买到冻梨，而对老百姓却迟迟不卖。

    供销社主任说：“冻梨来得太少，考虑到领导们一年忙到头，就先分给他们吧。”

    父亲他们听完后勃然大怒，指着供销社主任的鼻子说：“你这是在败坏**的名声！**讲的是官兵一样，你这样干能对得起老百姓吗？”

    供销社主任说：“几位老前辈消消火，我给你们每人五斤怎么样？”

    父亲说：“这样的梨我们一个都不要！要就全镇每人有份，再不就给老人小孩，光干部家吃梨是绝对不行的！”

    几个人一直闹到清晨，逼着供销社主任把库里的冻梨全部拿出来卖给了镇里的老百姓后才罢休。

    此前有一阵子父亲他们糊涂了，先是大鸣大放转而反右斗争，敢说真话的都打成了右派。学校一位老教师只因说了句“在教学业务上，党支部也要听一听教员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逼得他在厕所里用刮脸刀片割了脖子。

    随之而来的“浮夸风，放卫星”更把他们造得迷迷瞪瞪。亩产几百斤一宿之间变成了万斤；土高炉炼出豆腐渣一样的钢铁，还敲锣打鼓地报喜说是“土高炉炼出了优质钢”。老夏眼睛看不着，听父亲他们一学气得用拐杖把我家的炕沿敲得“咚咚”直响。第二天叫老伴牵着他去找公社书记，结果啥也没说明白，气得回家大病一场。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宿之间，小镇沸腾了起来。公社和镇上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广播着“最新指示”，大街上人们敲锣打鼓，高举着**语录，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向所谓修”起进攻。

    在以笔为刀枪的战场上，跟随**南征北战的老帅们纷纷被打倒，开国元老们成了篡党夺权的罪魁祸，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书育人，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下一代的园丁们统统变成了“臭老九”。面对这场暴风雨，父亲他们傻眼啦。在一起合计这**要干啥，莫非以前跟**打仗革命都错了？莫非老革命家都成了坏人，莫非……在他们口中只有“莫非”，究竟是咋回事谁也说不明白。

    父亲说：“唉，**有**的打算，中央有中央的目的。咱就别瞎猜了，反正跟着党中央和**就没错！”

    老夏说：“那不行，这不是瞎整吗？咱们打下的江山容易吗？我得往上边找！”

    第二天，老夏又逼着他的老伴牵着他往上找，结果找来找去，不用说“讲理”，就连人都没见着，所有的政府领导统统被打倒。几个老荣军愤怒了，要以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用鲜血打下的江山。

    中央文革一声令下要“破四旧，立四新”，镇上所有旧的东西全部被砸烂。先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关帝庙被扒，如来佛和八百罗汉塑像的全身被砸得稀巴烂。庙里唯一的一个和尚是封、资、修的代表，给他戴上一顶国民党营长的帽子后被打死。庙南尼姑庵的两个尼姑成了帮凶，其中一个被逼上吊，一个被打致残。家家户户的老式桌椅和古书字画统统化为灰烬。

    那一阵子，父亲和他的几个老伙伴可忙活坏了。哪里有行动他们就到哪里去阻拦。但在数以千计的红卫兵面前，他们这几个瞎了巴叉、瘸了吧唧的老头能起什么作用？结果是嗓子喊哑了，腿跑肿了，“革命行动”照样进行。

    父亲悲哀地说：“别扯了，咱这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

    有几天，红卫兵们出了高招说“女人头上的大辫子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几个女红卫兵为了表示自己“破四旧，立四新”的决心，马上剪掉了辫子，剃成了分头。这些人满大街拿着剪刀堵着留辫子的女人，一旦现毫不客气，立马剪掉。

    几个老荣军气不公啦，说红卫兵你爹你妈还是旧的呢，你们也砸了吧！

    红卫兵说：“砸就砸，只要是旧的都砸！”

    “那你们就先砸我们吧！”

    “你们有啥了不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老子打江山的时候，你们还没出世呢！”

    红卫兵们齐声朗诵起**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气得老夏头当时昏倒在地上，父亲说：“这些小孩子不讲理，咱们别跟他们惹气啦！”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单位又掀起了一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凡是带点“腥味”的人，甚至与你八杆子扯不着的也能让你沾上腥味被揪斗出来。

    父亲所在的中学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会一个接一个。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校五十余名教职员工中就有三十多人被揪斗。罪名五花八门，有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有反革命的马前卒，有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在教研室那历经沧桑古老的四合院大门框上，贴着“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横批是“牛鬼蛇神”。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先是县高中校医被扣上曾是国民党部队军医而被揪，转而是三中一个曾是长春60军起义部队的连长章老师被斗。父亲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变得心情烦躁，总爱莫名其妙地脾气。

    事情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在一次“黑帮”们的检举揭会上，章老师说出了父亲也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他一样也是起义后参加解放军的。当时的校“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人一听，急忙派人到县教育局调查父亲的档案，果然在档案中看到了父亲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记载。这下可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因为父亲在学校及小镇的人们眼里一直都是革命复员军人。

    校革委会的人调查出父亲确实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事情后，如获至宝，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关于揪不揪父亲的意见分歧也挺大，一些红卫兵委员们说：“王老师不能揪，他是咱们学校的老革命，和镇里的几个老红军都是好朋友，咱们凭啥揪人家啊！”但校三结合革委会曹副主任的态度最坚定，非得揪出不可，不把他揪出来就不是革命者。他的理由是王喜山和他的关系不错，但这是革命的紧要关头，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划清界线。

    他说：“王喜山是复员军人不假，但他是国民党部队起义的。”

    有的学生委员问他：“起义部队参加了解放军就不算解放军了吗？”

    “算到是算，不过他和真正的解放军可不一样。真正的解放军是从小受苦，然后参军。他是咋回事？先参加反动派的军队，跟解放军往死里干。后来看事不好，两手一举投降成了解放军的战士。大家说他的枪法准不准？”

    其他委员说：“准啊！哪次民兵打靶他都得第一名。”

    他说：“这不就得了，他的枪法这么准，当国民党兵的时候能不和解放军打仗吗？这一打仗说不准有多少解放军的战士死在他的枪口下呢！”

    说到这里他激动了起来，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王喜山口口声声说他是起义官兵，这是他麻痹大家的狡辩！什么叫起义？起义就是反正，反正就是投降，他双手沾满了解放军的鲜血，投降后居然享受起复员军人的待遇，这事合理吗？”

    委员们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他的话有理，纷纷表态应该把他这段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多钟，最后决定取消王喜山复员军人的资格，把他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晚上就开批斗会。然后动全校师生深揭深挖、狠批猛斗，重点查清他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他的家庭成分是贫农，这应该是假的，贫农家的孩子怎么能参加国民党的军队？究竟是什么成分必须搞清楚；二是在国民党部队时杀害过多少解放军战士，然后钻进革命队伍中干了哪些特务勾当？现在和台湾的国民党有没有联系？

    那天下午不到六点钟，学校的学生和小镇上的人们就哄哄了起来，说三中的王喜山老师是大地主的儿子，国民党的军官，杀害过上千名的解放军战士。现在仍然和台湾有联系，他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国民党特务，镇上的‘牛鬼蛇神’都归他指挥，今天晚上就要革他的命。

    晚上我随父亲回家的时候，父亲阴沉着脸，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今天晚上要揪斗我。”

    我说：“我听同学说了。”

    “儿子，爸爸今晚要是过不了这关，你就记住爸爸是热爱**，热爱**的，爸爸没有什么罪！”

    “我知道爸爸是个好人。”

    回到家里，母亲看我们爷俩都不乐呵的样子，笑呵呵地说：“这爷俩，又咋地啦，拉拉个脸子这么难看？”

    父亲没吱声，我也没敢把今晚学校要揪斗父亲的事告诉母亲。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破例就着蘸酱菜喝了几口老白干酒，对母亲贴的黄洋洋的苞米面饼子一口都没动，皱着眉头一支接一支吸着五分钱一包的香烟。

    母亲是个急性子人，看到父亲心事重重的样子，急得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说：

    “我就烦你这副样子——有啥事不说，光在心里闷着！你说，啥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告诉你有啥用，今晚要挨斗。”

    “凭啥呀？”

    “可能是因为在营口那段历史。”

    母亲一听来了气，眼睛一瞪，大声说道：“那段历史**不是说不算了吗？这怎么又揪起来了，这说话像老娘们似的能治理好国家吗？”

    父亲往窗外瞅了瞅，使劲地瞪了母亲一眼，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这话叫外人听见，咱不都成了反革命，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就这个嗓门，愿谁听谁听去，本来就是吗！”母亲依然大声说道。

    “姑奶奶，你可别炸哄啦，这是个不讲理的年代，他们说啥是啥，你可别跟着添乱子啦！一会给我准备套行李，叫儿子帮我送去。”

    “不用儿子送，我给你扛去。我问问他们，我们千辛万苦地跑回来跟着**走，到头来整这事，想干啥呀？”

    父亲这时显得不耐烦了，把手使劲往桌子上一拍，震得桌子上饭碗里的白菜汤洒了一炕，吓得我们姐弟几个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父亲。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这是红卫兵运动，你知道吗？”父亲冲母亲吼道。

    “我咋不知道，不就是一帮小孩瞎整吗？”

    “瞎整，你以为**是个糊涂党哪？这上边不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动红卫兵这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你没看中央的一些大干部都被揪了出来了吗？咱一个小教员还能咋唬啥！”

    “哪咋整，你就挺着叫他们斗呀？”

    “按理说不挺着也没招。不过这几天我寻思，如果他们真要是揪那段历史的话，我就把**给的‘免死牌’亮出来。”

    “什么‘免死牌’，这么些年我怎么没看着？”

    “你忘了，咱们在营口起义的前夕，六哥他们和**谈判的时候坚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起义官兵既往不咎，和老八路同等待遇。”

    “谁批的？”

    “**批的”。

    “这就对了，这句话就是‘免死牌’。要说师长也够有头脑的了，他不是说过吗？我得朝**要张‘免死牌’，为全师几千官兵的将来负责。”

    “那能好使吗？”

    “**现在正红，我把这条拿出来，估计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这也不一定好使，一帮小毛孩子，他们能管你那事？”

    “那就没法了，碰碰运气吧！”

    晚上七点半左右，我扛着行李送父亲去参加批斗会。这时天越来越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阵阵凉风吹来，我和父亲都打起了激灵。

    学校的礼堂外面已经站满了人，看到我们到来，自动闪开了一条道。

    父亲的几个老荣军朋友站在道上问父亲：“王老师，大伙说的可是真事？”

    父亲笑着说：“呆会你们就知道了。”

    走到礼堂前，只见那古老的建筑已经不成样子。油漆斑驳的门窗已被砸得破烂不堪，残破的青砖墙上贴满着大字报、小字报、漫画和标语，屋顶残脊断瓦的缝中长满了篙草，在微风中摇摆着瘦弱的枝叶。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沉重的心情，使我不寒而栗，只有门口插着的一面五星红旗让我心里还感到有些暖意。

    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父亲和我走进了礼堂。里边已经坐满了红卫兵，通往主席台的过道上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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